人民幣匯率趨勢

2018-2019年人民幣匯率形勢分析與展望

肖立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貨幣政策分化和中美貿易戰是2018年人民幣匯率波動的主要原因。人民幣匯率貶值沒有形成貶值預期-資本外流的惡性循環。人民幣匯率波動重新進入“窄幅盯住籃子貨幣”的匯率體制中。如果貿易摩擦沒有進一步惡化,經濟層面對人民幣匯率具備一定支撐因素。在美股波動以及美國經濟指標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數會有所回落,2019年人民幣匯率將會呈現雙向波動情形,在個別季度會呈現較強的升值壓力。

一、2018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回顧

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人民幣匯率從6.5貶值至6.86,貶值幅度達到5.4%。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對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國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

中美貿易戰觸發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2018年1月,央行宣布暫停逆周期因子操作,開始逐步退出常規性外匯市場干預。此后,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出乎市場意料之外。在1月份,大多數觀察人士認為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會保持強勢,甚至有交易員擔心人民幣匯率會升值破6。彼時,歐央行加息預期較強,美元走勢偏弱,中國經濟復蘇態勢較強,經濟基本面有力的支撐人民幣匯率。而且,中美貿易摩擦還在初級階段,為了釋放談判的善意,投資者認為央行不會讓匯率貶值。5月底,中美貿易談判破裂,國內外形勢急轉直下,中美貨幣政策分化加劇,人民幣匯率開始迅速貶值。8月,央行調整了遠期售匯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并且重啟了逆周期因子,仍然沒有阻止人民幣匯率的貶值趨勢。直到12月5日,G20峰會中美領導人會晤決定暫時中止貿易戰后,人民幣匯率才止跌反彈。

中國央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2018年,在整體平穩的宏觀經濟形勢下,我國金融監管力度顯著加強,非標融資大幅收縮。為了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央行實施了三次定向降準。結構性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對沖了強監管的信用收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壓力。

2018年,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出現兩次分化。從現象上來看,這一次貶值有些與眾不同,人民幣匯率走勢與美元指數相關性顯著減弱。6月20日-8月3日,短短32個交易日,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達到6%,美元指數維持在95左右,基本沒有波動。人民幣匯率走勢很大程度上由貿易戰緊張情緒引導,短期內打破了過去依賴美元指數的定價機制。9月份,人民幣與美元指數再度出現分化,由于美聯儲主席發布偏鴿派言論,美元指數再度大跌。然而,在貿易戰的威脅下,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隨之上漲,反而進一步從6.82貶值至6.87。

二、貨幣政策分化和中美貿易戰是人民幣匯率波動

與主觀感受相反,事實上,2018年,無論觀察出口形勢還是資本流出的指標,人民幣匯率的基本面壓力都在逐步緩解。然而,2018年人民幣匯率走勢與基本面走勢并不一致。

中國貿易順差收窄主要源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2018年1-11月,我國貿易順差為3000億美元,同比下降18%。其中,出口同比增長8.2%,進口同比增長14.6%。進口增速遠超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油價高漲。2018年1-10月,WTI原油價格從57暴漲至70,帶動南華商品指數上漲20%,極大推升額進口價格成本。這一情形在2009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時也曾出現。從出口份額的變化來看,中國外貿依然保持了較強的出口競爭力,并沒有對匯率造成強烈沖擊。

中國跨境資本流出壓力顯著下降。2018年1-11月,中國銀行結售匯逆差從去年同期1200億美元收窄至489億美元。從全球資金流向數據來看,根據EPFR數據庫,1-12月流入發達經濟體的股票基金資金凈流量和債券基金資金凈流量分別為187億美元和13億美元。1-12月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股票基金資金凈流量和債券基金資金凈流量分別為544億美元和-85億美元。10月份是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的拐點,10月初,美聯儲主席提出“美國利率水平距離中性利率還有一段長路”的論斷,美股開始持續調整,跨境資本從發達經濟體流向新興經濟體。

全球資本流動從發達國家流向新興市場國家,原本應對人民幣匯率有一定的支撐。然而,2018年9-11月,當其他新興市場貨幣持續升值時,人民幣匯率反而從6.82繼續貶值至6.95。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對中美貿易戰的悲觀預期。

面對中美貿易戰壓力,央行重啟逆周期因子,對沖市場壓力。2018年1月,央行讓做市商暫停實施逆周期因子,但是并沒有停止調整中間價。我們將每日中間價分解為收盤價+籃子貨幣+中間價調整,對各個成分做20個工作日平滑處理。結果表明,1-5月,人民幣匯率收盤價一直處于升值空間,“中間價調整”則在小幅對沖收盤價的升值幅度,避免CFETS指數升值過快。6月下旬,人民幣收盤價出現顯著貶值壓力,平均每天貶值接近300個基點。對比1月份升值壓力,央行在面對貶值壓力時,運用“中間價調整”對沖貶值的力度更大,表明央行并不希望人民幣匯率出現持續貶值。8月3日,央行調整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表明貨幣當局已經開始關心匯率穩定問題。8月24日,央行重啟逆周期因子,此后強調穩定匯率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沖中美貿易戰和美聯儲加息沖擊。

逆周期因子與“811匯改”之前央行調整中間價的措施,沒有本質的區別。中間價最后的決定權仍然在央行手中。逆周期因子的本質,只是為央行提供了市場供求信息。究竟如何使用信息,取決于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判斷。如果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壓力脫離了基本面,央行就會使用逆周期因子調升人民幣匯率。如果認為市場升值的壓力脫離了基本面,央行則會使用逆周期因子調降人民幣匯率。無論是那種情況,中間價原本蘊含的市場供求信息都會被逆周期因子對沖。

三、2019年人民幣匯率存在階段性升值機會

從2017年的經驗來看,當央行出臺逆周期因子等措施之后,外匯市場各個交易主體通常會跟隨央行的指揮棒行動,直到累積的不均衡重新打破并形成新一輪的劇烈波動。中美貿易戰由于涉及太多政治動向,金融市場難以對其定價,引發了較大的波動。從當前的形勢來看,特朗普并不希望繼續在貿易領域與中國糾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匯市場的不確定性。

如果貿易摩擦沒有進一步惡化,人民幣匯率會獲得一定支撐因素。從其他國家對華進口同比增速來看,2018年對華進口增速最高的并不是美國,而是日韓臺、以及東盟六國等東亞經濟體。也就是說,今年出口擴張并非完全緣于中美貿易戰引發的“搶出口”(除了10月數據外),而是海外經濟擴張引發的進口需求。一旦貿易戰警報解除,中國出口增速并不會出現市場擔憂的墜崖式下跌。

當人民幣匯率接近7.0的關鍵心理位置時,政策決策者的空間十分有限。一般而言,當人民幣匯率逼近7.0這個點位時,會有大量短期資本涌入外匯市場做空人民幣匯率。如果國內外形勢比較嚴峻,做空資金借助“破7”這個信號引導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那么“破7”之后,可能會嚴重影響市場情緒,影響到中美貿易談判。為了避免“破7”引發被動局面,央行會提前入市,穩定匯率。G20雙方首腦會晤后,中美貿易談判即將出現拐點。中方在明確拐點方向之前,不會輕易打出匯率這張牌。

下一階段,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又會重新進入“窄幅盯住籃子貨幣”的匯率體制中。由于中間價主要反映籃子貨幣的信息,人民幣匯率制度事實上成為窄幅盯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此時,人民幣匯率的決定權重新和美元指數掛鉤。美元指數上漲,人民幣匯率會出現貶值壓力,美元指數下跌,人民幣匯率會出現升值壓力。在美股波動以及美國經濟指標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數會有所回落,人民幣匯率將會呈現雙向波動情形,在個別季度會呈現較強的升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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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彤等:2019年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邏輯與趨勢

中新經緯客戶端5月27日電 題:《周景彤等:2019年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邏輯與趨勢》

作者 周景彤(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資深經濟學家)、李赫(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匯率變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許多影響2018年人民幣匯率的因素也將會影響2019年的人民幣匯率,但一些新因素將使2019年人民幣匯率走勢與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8年人民幣匯率呈現“一波三折”、總體貶值,而預計2019年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特征更為明顯,人民幣匯率總體將保持穩定,貶值幅度不會像2018年那么大。對人民幣匯率要保持足夠的調控力,保留穩定匯率的“殺手锏”,要順勢而為,不刻意追求人民幣國際化,要提高匯率預期管理質量,增強政策公信力。

2018年人民幣匯率——“一波三折”

2018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上呈貶值態勢,從年初的6.4967到年末的6.8658。但相比2015年、2016年的持續貶值和2017年的持續升值,2018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可用“一波三折”來概括,呈現“先強—后弱—再穩”的特點。2018年2月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延續了2017年以來持續走強的態勢,并在2月7日達到6.2596的年內高點;但3月中旬之后,人民幣由強轉弱、由升轉貶,并于6月14日美聯儲加息等外部因素變化后出現加速貶值;在8月份中國央行相繼重啟外匯風險準備金和逆周期調節因子政策之后,人民幣匯率穩住了跌勢,穩定在6.80—6.98區間。

與此同時,2018年市場主體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容忍度明顯增強,結售匯行為總體保持理性。2018年銀行結售匯逆差為559.58億美元,比2017年同期收窄49.9%。2015年匯改后,離岸市場匯率與在岸市場匯率價差相對較大,做空和唱空人民幣匯率的聲音較大。但2018年以來,人民幣離岸市場匯率與在岸市場匯率價差較小,說明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比較一致。

2018年人民幣匯率總體貶值主要因素如下:

一是經濟基本面差異。經濟增長對匯率會通過“GDP增長—投資利潤率上升—資本流入增多—匯率升值”的路徑產生影響。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6%,較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而美國經濟當年預計增長2.9%左右,比上年加快0.6個百分點。中美宏觀經濟的增速差收窄是人民幣整體貶值的重要原因。

二是貨幣政策方向。從貨幣政策操作來看,2018年中、美貨幣政策操作“一松一緊”,即中國貨幣政策穩中趨松,美聯儲加息縮表,貨幣政策回歸正?;?,導致中美利差持續收窄。2018年,中國人民銀行實行了四次降準,美聯儲則實施了四次加息。中、美兩國貨幣政策的“一松一緊”導致中美利差持續縮小,10年期國債利差從年初的147個基點縮小到年末的56個基點。

三是經常項目順差。從資本流動角度分析,中國貿易順差縮小造成了外匯儲備少增、匯率持續承壓。2018年,中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2.33萬億元,比上年減少18.3%。經常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1.71%降到2018年三季度的0.28%。外匯儲備則由2017年末的3.14萬億美元減少到2018年末的3.07萬億美元。

預計2019年人民幣匯率總體穩定

2019年,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既有貶值方面的又有升值方面的,預計整體將在寬幅區間內波動。

貶值因素方面,主要來自國內,包括經濟增長放緩、貨幣政策趨松、貿易盈余縮小等。

第一,中國經濟繼續放緩。宏觀經濟方面,預計上半年經濟增長放緩較為明顯。

第二,貨幣政策繼續放松。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公布在1月15日和25日分別實施降準,釋放流動性1.5萬億元,未來還有降準的可能,預計全年降準在3到4次,貨幣政策料將比2018年更為寬松一些。

第三,貿易盈余減少。2018年12月,出口增速為-4.4%,進口增速為-7.6%,預計未來貿易順差可能進一步縮小。

升值因素方面,主要來自外部,比如美元指數技術性回調、美國經濟增長減速、美聯儲加息縮表政策放慢步伐等。

第一,美元指數技術性回調。2018年,美元指數從4月16日的89.44之后持續走強,一路攀升到11月12日的97.69,之后高位震蕩盤整,直到2019年1月依然處于96以上的高位(1月22日為96.32)。從歷史經驗來看,五年平均的美元指數在90左右,而現階段美元指數處于高位,預計未來將有技術性回調。美元指數回落,會減輕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包括人民幣)的波動壓力。

第二,美國經濟見頂放緩。與2018年三季度相比,美國的消費、企業利潤、投資等數據都相對疲弱,預示美國經濟有放緩跡象。同時,房地產泡沫、政府債務上限和對外貿易緊張的情況,都成為懸在美國經濟頭上的利劍。2018年12月,美國成屋銷售總數年化僅為499萬套,創三年來新低。

第三,美聯儲放緩加息縮表步伐。從2018年10月10日,美國股債“雙殺”后,市場對美聯儲加息政策頗有微詞。近期,美聯儲官員也頻繁釋放鴿派信號,2019年預計加息次數降為2次。美聯儲減少加息頻率,有利于緩和中美兩國利差縮小的趨勢。

整體來看,201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在寬幅區間內波動。雖然既有促進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因素也有促進其升值的因素,但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總體上是穩定的。同時,需要密切關注對未來預期會起到轉變影響的事件和因素。

對匯率應保持調控力

匯率穩定至關重要,波動幅度過大既不利于進出口貿易,也不利于經濟平穩發展。需要對匯率保持調控力,避免匯率大幅波動。

第一,對人民幣匯率保留足夠的調控力,保留穩定匯率的“殺手锏”。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時,由于匯率對進出口數量的影響存在滯后效應,匯率短期內大幅度貶值會首先造成進口商品計價的變化,即造成進口支出相對增大,從而導致短期內貿易差額惡化。而匯率大幅度升值也會在中長期不利于國際收支平衡。所以,有關部門要推動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讓市場在外匯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但同時也要保留逆周期因子、離岸市場發行央票等最后手段,保持匯率穩定,作為對國際炒家的威懾力量,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

第二,順勢而為,避免過度追求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提升全球影響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必經之路。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已取得巨大進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籃子以后,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境內外直接參與者有31家,境內外間接參與者高達695家,實際業務范圍已延伸到148個國家和地區。但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一把“雙刃劍”,一定要在內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時進行?,F階段,在美國經濟放緩趨勢明顯、歐洲政治局勢不穩、新興市場信心不足等內外部環境并不穩定的情況下,應提高人民幣現金跨境流動管理水平,防范短期內資本大量流入流出,穩定中國金融市場。

第三,提高匯率預期管理質量,增強政策公信力。2018年6月,受美國加息等因素影響,市場上恐慌情緒加劇,“羊群效應”嚴重,導致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跌。如果再遇此類情況,相關部門應及時出手,防患于未然,避免匯市出現過度波動。提高匯率預期管理質量,一定要釋放出足夠清晰的信號,政策應具有預測性,只有這樣政策才會有足夠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引導市場預期。(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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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走穩有底氣——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走勢

“穩住了!”6月中旬以來,在經歷前期短暫波動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中有升。

“對企業來說,不希望匯率忽上忽下大幅波動,平穩運行對我們拿訂單、簽合同最有利?!鄙钲谟锌脴淇萍加邢薰举Y金總監潘達說。

“現在匯率有漲有跌,但幅度有限,買進賣出意義不大,拿著外匯也不一定有好投資渠道。不如淡定點,需要用匯時再去換?!痹谏綎|濟南工作的萬霖娟認為。

人民幣匯率事關百姓“錢袋子”,事關企業生產經營,甚至影響世界經濟運行態勢,全球關注度與日俱增。

“中國不搞以鄰為壑的匯率貶值,將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绷暯街飨诘诙谩耙粠б宦贰眹H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擲地有聲,表明了中國在匯率問題上的態度立場,展現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責任擔當。

人民幣匯率近期走勢怎么看?保持長期穩定的基礎牢不牢?未來市場走向會有什么變化?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預期穩——

告別單邊模式,有彈性雙向浮動逐漸成為新的常態

“5月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度跌破6.9,身邊一些人議論會不會‘破7’,我當時也有點坐不住,打算去換些外匯?!闭f起前段時間的匯率波動,北京東城區外企職員高敏印象深刻。

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走勢總體平穩,卻也有波折。從年初到4月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6.8518上升至6.7366,小幅升值。進入5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現較大波動,短期內快速貶值3%,6月中旬后則峰回路轉,重回小幅攀升狀態。

曾經,人們習慣了人民幣持續多年的升值,視之為常態。近幾年,有關人民幣貶值的聲音卻不斷出現。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的起起落落?

——關注短期波動,更要著眼長期趨勢。

市場短期走勢很難預測,但從長期視角看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有貶有升”,這八個字沒有疑問。

“以2015年‘811匯改’為分水嶺,人民幣匯率已徹底告別單邊升值的模式,有彈性的雙向浮動逐漸成為新的常態。2017年以來,這種雙向波動的特征更顯著,運行模式更多樣?!惫ゃy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說。

放眼近十幾年,人民幣總體升值幅度仍然可觀。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9年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從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至2019年3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22.92%。

“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進,經濟基本面良好,人民銀行將保持廣義貨幣、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與名義GDP增速基本匹配,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敝袊嗣胥y行行長易綱表示。

——關注美元,更要參考一籃子貨幣。

受訪專家表示,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開放程度越來越高,“望美元而動”的思維需要調整。

2005年,人民幣告別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轉向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0多年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的彈性明顯增強,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穩定。

2019年一季度,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匯率總體走強。3月末,人民幣對歐元、英鎊、日元匯率中間價分別為1歐元兌7.5607元人民幣、1英鎊兌8.7908元人民幣、100日元兌6.0867元人民幣,分別較2018年末升值3.79%、貶值1.3%和升值1.68%。

“社會輿論比較關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事實上,對于宏觀經濟更有意義的是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闭猩套C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

——立足現實,更要重視預期。

銀行結售匯數據的變化,是觀察市場預期的一個窗口。

簡單說,結匯就是客戶賣出外匯,拿回人民幣。售匯則相反?!?月,我們網點累計為客戶辦理結匯業務100余萬美元,購匯業務40余萬美元。同比看,結匯業務量顯著增長,購匯業務量有所下降。從結匯的客戶類型看,主要有技術服務類企業、制造出口型企業、高新科技企業以及文化傳媒類企業?!惫ど蹄y行北京北新橋支行網點負責人郝宏坤告訴記者。

當前,市場預期總體穩定,主要渠道的跨境資金流動呈現積極變化。5月,市場主體結匯意愿上升,購匯意愿平穩。其中,衡量結匯意愿的結匯率,也就是客戶向銀行賣出外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收入之比為70%,環比上升4個百分點;衡量購匯意愿的售匯率,也就是客戶從銀行買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支出之比為68%,環比基本持平;遠期結售匯簽約順差192億美元,環比增長33%。

外匯管理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銀行結售匯逆差332億美元,較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收窄52%;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上半年順差312億美元,扭轉了去年下半年的逆差局面,外匯市場供求呈現基本平衡。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王春英表示,“外匯收支數據的變化,體現了我國外匯市場的日益成熟和理性?!?/p>

“雖然近期外匯市場出現波動,但中國企業和居民并沒有出現任何恐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通過買賣外匯獲取投資收益是不現實的,將金融資產轉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敝袊嗣胥y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

有擔當——

不搞競爭性貶值,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多作用

不少受訪企業表示,匯率問題直接影響企業利潤,他們平時非常關注匯率的變化和匯率相關政策的變動?!叭绻f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時,全球市場動靜還不大,那么現在中國匯率政策的一舉一動可以說是舉世矚目?!蔽錆h大學經濟學博士生導師管濤說。

匯率,本質上是一種貨幣與另一種貨幣之間的比價關系。一國匯率政策的選擇自然會對其他國家有影響,而且一國經濟規模越大、國際化水平越高,匯率政策產生的影響往往也越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前期人民幣匯率出現短暫貶值時,有人猜測這是有意為之,背后的邏輯是已多次被證偽的“貶值促出口”。真相究竟如何?

看歷史,中國從不搞競爭性貶值,體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猶記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很多國家貨幣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大幅貶值,有的貶值50%以上甚至超過100%,中國則堅守人民幣不貶值,為世界經濟盡早走出泥淖發揮了重大作用。

“無論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都沒有采取匯率貶值的方式謀得額外貿易優勢,反而是采取有力手段穩住匯率,為國際大局做出了巨大貢獻?!敝薪鹚芯吭菏紫洕鷮W家趙慶明說。

看現實,人民幣匯率已主要由市場供求決定,近期匯率波動源于市場力量推動。

梳理我國匯率制度演進,可以看到清晰的市場化改革方向。目前,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目前央行已基本退出常態式外匯干預,隨著匯率市場化改革持續推進,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將得到更多發揮。我們不會搞競爭性貶值,更不會將人民幣匯率作為應對外部變化的工具。

“過去十幾年里,凡是人民幣出現較大幅度貶值,基本都是由于外部原因,而非我們有意為之?!惫鶚淝灞硎?。

支撐強——

人民幣匯率有實現長期穩定的堅實基礎

受訪專家紛紛表示,前期人民幣匯率出現階段性波動,是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市場預期的結果,在可控范圍之內。人民幣匯率支撐強勁、基礎堅實,其長期走勢將保持基本穩定。

——經濟基本面良好,人民幣匯率走穩有底氣。

匯率走勢,說到底取決于發展大勢。上半年GDP同比增長6.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4%,上半年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3.9%。6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8.5%,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10.9%……一長串亮眼的經濟數據,是分析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參考。

王春英認為,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韌性強、潛力大,改革開放持續推進,宏觀政策空間充足,市場信心良好,這些為外匯市場穩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面支撐。

“匯率是比價,大國間經濟基本面的相對變化,是影響匯率變化的重要變量。應當看到,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在大國中仍穩居前列?!壁w慶明說。

——匯率形成機制日益完善,市場吸收匯率風險的能力持續提升。

當前,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以前一交易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價,并參考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作為每日開盤價。人民幣在岸價格與離岸價格的差距不斷縮小,套利空間不斷收窄,匯率更多地反映了經濟基本面和外匯市場供求,投機性因素得到顯著抑制。人民幣匯率彈性的持續增強,有效消除了風險積聚并集中爆發的隱患。

——金融市場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不斷增加。

今年4月起,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被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明晟公司(MSCI)日前也提升了中國A股在其指數的權重,更多外國資本有望流入中國市場。此外,相關部門正積極推進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制度改革,簡化準入管理、擴大投資范圍,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將更加強烈。

——政策工具豐富,該出手時能出手。

“中國宏觀政策空間充足,政策工具箱豐富,有能力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币拙V說。

連平認為,近年來,我們管理匯率、資本流動和外匯市場預期的工具逐漸完善,還有許多工具沒有使用?!坝龅捷^大沖擊時,這些工具都可以打出來,保持匯率穩定?!?/p>

首先是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約為3.1萬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隨著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持續推進,匯率“自動穩定器”的功能正在逐漸增強,央行已基本退出了對匯率市場的日常干預。不過在特殊時期,外匯儲備仍能發揮彌補國際收支逆差、維持匯率以及金融體系穩定等作用。

“維持匯率基本穩定,并不一定會大規模消耗外匯儲備。但龐大外匯儲備是保持匯率穩定的物質基礎和重要保障?!壁w慶明說。

離岸人民幣央行票據也是重要工具。6月26日,央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億元1月期和100億元6月期人民幣央行票據。這是繼去年11月、今年2月和5月后,第四次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

“在離岸市場發行央票,可以回收離岸市場人民幣流動性,穩定離岸人民幣匯率,打擊做空和套利行為?!苯煌ㄣy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說。

——監管經驗日益豐富,應對能力不斷增強。

近年來,相關部門重拳打擊跨境套利、地下錢莊、非法網絡炒匯等違法違規活動,強化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監管,取得顯著成效。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表示,我們在應對外匯市場波動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和充足政策工具,根據形勢變化將采取必要的逆周期調節措施,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打擊外匯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外匯市場的良性秩序。

——企業抵御風險能力也在提升。

今年以來,穩健貨幣政策注重增強前瞻性、靈活性,保持了流動性合理充裕,金融部門對民營和小微企業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種種舉措,讓企業在面對匯率波動風雨時,腳跟能站得更穩。

“短期來看,外部環境變化會對一些企業帶來影響,可能使競爭力差的企業被淘汰,大浪淘沙,留下真正優秀的企業?!备V輺|西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吳劍說,“應對匯率波動等市場風險,我們逐漸積累了經驗,有自己的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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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破7”不改長期平穩態勢

新華社北京8月6日電(記者向家瑩 張莫)《經濟參考報》8月6日刊發題為《人民幣匯率“破7”不改長期平穩態勢》的報道。文章稱,8月5日,離岸、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先后跌破整數關口“7”,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9225元,下調229個基點,這也是去年12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首次跌破6.90關口。

業內人士普遍表示,在外部風險出現較大變化背景下,匯率市場情緒出現一定波動是正?,F象,人民幣“破7”是市場力量驅動的結果,也體現出當前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綜合考慮我國經濟基本面以及貨幣當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的決心和信心,能夠支撐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破7”受短期市場力量驅動

8月5日上午9點16分,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一舉達到7.0315,在9點40分左右突破7.1。此后,在岸人民幣兌美元開盤后迅速“破7”。5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日盤收報于7.0352,較上一交易日收盤價下跌936點。

大部分市場人士認為,人民幣“破7”是市場力量驅動的結果,也體現出當前人民幣匯率更加具有彈性。

對于人民幣匯率“破7”的原因,央行有關負責人5日早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受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及對中國加征關稅預期等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貶值,突破了7元,但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繼續保持穩定和強勢,這是市場供求和國際匯市波動的反映。

5日晚間,央行行長易綱再次就匯率問題發聲。易綱表示,近期,國際經濟形勢和貿易摩擦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市場預期也隨之發生了一些變化。受此影響,8月以來許多貨幣對美元出現了貶值,人民幣匯率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這個波動是市場驅動和決定的。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也表示,上周受美聯儲降息等消息面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美元指數沖高回落。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均跌破“7”關口,是市場情緒變化的反映。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需要說明的是,人民幣匯率破7,這個7不是年齡,過去就回不來了,也不是堤壩,一旦被沖破大水就會一瀉千里;7更像水庫的水位,豐水期的時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時候又會降下來,有漲有落,都是正常的?!?/p>

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也表示,“破7”本身并不可怕,作為一個雙邊匯率的具體點位,沒必要賦予其特別豐富的內涵。他強調,7作為數字本身不重要,其背后的結售匯格局才是根本。

人民幣不會持續大幅貶值

諸多市場人士表示,人民幣匯率波動不會失控,在現有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有能力在合理均衡水平保持基本穩定。

易綱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經濟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展現出了巨大的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外匯市場上套期保值的企業越來越多,中國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利差處于合適區間,能夠支撐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盁o論是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看,還是從市場供求平衡看,當前的人民幣匯率都處于合適水平。雖然近期受到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人民幣匯率有所波動,但我對人民幣繼續作為強勢貨幣充滿信心。人民銀行完全有經驗、有能力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币拙V說。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表示,當前人民幣出現下跌,更多地體現為市場情緒的快速釋放,并不具有可持續性。更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仍是監管層的核心政策目標,且當前央行政策工具箱豐富,接下來央行或將通過市場溝通、逆周期因子調節等方式,適度調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他說,綜合考慮當前外部風險演化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態勢,以及監管層對外匯市場的調控能力,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并不存在持續大幅貶值基礎。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也表示,當前人民幣匯率具有自我穩定的能力。從成因上看,出于調節經濟內外部均衡的功能本位,匯率的適時調整十分正常。從結果上看,由于當前中國經濟依然保有韌性,因此匯率的調整空間相對有限,同時,匯率的適度調整也有助于充分緩沖經濟壓力,加速基本面和匯率自身的企穩。

匯率變化實際影響有限

業內人士表示,整體來看,匯率變化對個人和企業的影響均在可控和預期范圍之內,也不會改變外資流入我國債市、股市的整體趨勢。

盡管短期內,中國居民出國旅游、留學、購物的確面臨成本上漲的局面,不過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過去20多年,人民幣對美元和一籃子貨幣升的時候多、貶的時候少,中國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資產在人民幣上,受到最好的保護,其對外的購買力穩步攀升,這些均能從老百姓出國旅游、境外購物、子女海外上學中反映出來。

“企業也是如此。我們不希望企業過多暴露在匯率風險中,支持企業購買匯率避險產品規避匯率風險。同時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幣匯率既可能貶值,也可能升值,雙向浮動是常態,不僅是企業,即便更為專業的金融機構也難以預測匯率的走勢?!毖胄杏嘘P負責人建議,企業要專注于實體業務,不要將精力過多用在判斷或投機匯率趨勢上,要樹立“風險中性”的財務理念,敘做外匯衍生品應以鎖定外匯成本、降低生產經營的不確定性、實現主營業務盈利為目的,而不應以外匯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為目的。

王青也認為,人民幣“破7”短期來看會讓我國出口商品價格更具競爭力,但考慮到貶值過程難以持續,因此對出口的提振作用整體有限。王青預計,監管層接下來將會適時出手,穩定市場預期,由此“破7”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將處于可控狀態,也不會改變外資流入我國債市、股市的整體趨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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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改革:歷史經驗和未來趨勢

人民幣匯率制度從固定匯率逐步演進至現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經歷了1994年匯改、2005年“7.21匯改”和2015年“8.11匯改”這三次重要的改革,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逐步增強?;仡櫲嗣駧艆R率數十年來的改革歷程,我們在曲折中吸取了教訓,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要始終堅持匯率制度市場化的改革方向,要選取合適的改革時間窗口并做好前瞻性指導。未來匯率市場化改革還將繼續深入,我們需要從當前匯率制度存在的問題出發,循序漸進地進行調整,最終實現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更大彈性。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演變軌跡

從1953年我國建立統一的外匯體系開始,人民幣匯率制度幾經演變;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從固定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仡檸资陙砣嗣駧艆R率改革的演變軌跡,期間雖有曲折和反復,但始終堅守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和雙向浮動的彈性顯著加強。以1994年匯改、2005年“7.21匯改”和2015年“8.11匯改”這三次重要的匯率制度改革為時間節點,我們可以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歷程分為四個階段。

(一)1994年之前,從單一匯率制度到雙重匯率制度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1953年,我國開始建立統一的外貿和外匯體系,人民幣實行單一的固定匯率制度,當時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2.62。兩年后,經過幣制改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調整至2.46,固定匯率的制度安排一直延續至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我國開始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對各國的貿易量計算相應籃子貨幣的權重。從1973年到1979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逐步從2.5上升至1.5左右。但在實際市場中,出口企業獲得1美元所對應的換匯成本大約為2.75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被嚴重高估。在這種情況下,外貿企業出口以及外資進入的意愿都受到打擊,從而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量難以增加,甚至到1980年降為負值。

為了鼓勵外貿企業出口創匯、支持我國經濟發展,我國于1981年開始實行雙重匯率制度,即官方匯率與貿易體系內部結算價并存的雙重匯率模式,前者適用于非貿易部門,對應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維持在按一籃子貨幣計算的1.5左右,而后者用于貿易部門結算,匯率根據市場實情調整至2.8左右。這樣一來,外貿企業的盈利大幅上升,帶動外匯儲備增至1983年的89億元。但與此同時,未被納入外貿體系的企業出口面臨的虧損日益嚴重,由此導致外匯儲備在1984年不升反降,外匯體制需要進一步改革。

1985年,我國取消了貿易體系內部結算價的設置,同時實施外匯留成制度,為企業出口提供便利,最初企業可保留10%左右的外匯。此外,國家還建立了外匯調劑市場,企業或個人可以在該市場上將自己留成的外匯進行交易,價格由交易雙方商定,由此便形成了一種新的“官方匯率+調劑市場匯率”兩軌并行的雙重匯率制度。

(二)1994年匯改,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開端

隨著外匯調劑市場貿易規模的日益擴大,這種匯率制度的弊端開始顯現。民間調劑市場的外匯交易量逐步超過官方市場,到1993年,80%以上的外匯交易都發生在調劑市場,外匯儲備更多集中在了私人部門手中,“藏匯于民”的情況使得政府對外匯市場的控制力受到挑戰。此外,兩市場間匯差顯著拉大,1993年,官方匯率基本維持在5.8左右,而調劑市場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則一度超過了11。在外匯管制的條件下,兩市場間巨大的匯差使得尋租腐敗現象日益猖獗。事實上,伴隨著當時國家市場經濟改革決心和力度的加大,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匯率市場化改革正在醞釀。

1994年匯率制度改革如期而至,成為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的里程碑事件。這次匯改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實現匯率并軌,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隨之從原先的5.7跳貶至8.7,并在之后的十年里維持在8.3左右的水平。第二,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制度,轉為實行強制結匯制度,中資企業需要將出口所得外匯悉數到銀行進行結匯。第三,建立全國統一的、規范性的外匯市場。不同于此前的外匯調劑市場,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是銀行,“私人部門—銀行—央行”這樣的結售匯閉環形成,使得央行的貨幣政策與貿易、匯率等因素的關聯得以加強。

1994年匯改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首先,經常賬戶逆差得以逆轉,匯改當年我國經常賬戶就實現54億美元的順差;其次,外商直接投資明顯增加,經常賬戶與外商直接投資順差之和占GDP的比重從1993年的4.8%增長至1995年的8.2%,由此帶動外匯儲備規模的顯著增長,到1997年末我國的外匯儲備存量已至1050億美元。這為我國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加入WTO提供了強有力的儲備基礎。

(三)2005年“7.21匯改”,人民幣匯率制度開始向真正的浮動匯率制度邁進

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方面,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我國的貿易出口量隨之大規模增長,經常賬戶順差由2000年的205億美元增長至2005年的1324億美元,國內經濟進入高速增長階段,GDP平均增速在10%以上。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受到“9.11”事件和互聯網金融泡沫破滅的沖擊,美聯儲在2001年一年間連續降息11次,此后一直維持低利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境內外利差拉大,外資開始大舉進入我國市場,導致我國金融賬戶順差顯著增加,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格局帶來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而此時,人民幣匯率卻依舊維持在8.27的水平,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

2005年上半年,隨著世界經濟企穩、美聯儲穩步加息、國內經濟運行平穩,我們迎來了新一輪匯率改革的時間窗口。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改革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是單一盯住美元,人民幣匯率從8.27一次性升值2.1%至8.11。第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形成參考上一交易日的收盤價,但維持匯率0.3%的日浮動區間不變。第三,為配合匯率制度改革,我國進一步豐富了外匯市場的交易品種和主體,包括增加外匯遠期和互換業務,擴大外匯遠期結售匯業務的試點范圍。到2006年1月4日,我國對中間價形成機制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整,引入詢價模式和做市商制度,即做市商在每日開市之前,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報價,當日匯率中間價由去掉做市商報價中的最高、最低報價后加權平均得到。由于各做市商所報的價格及其在中間價形成過程中所占權重等信息是非公開的,這就意味著在匯率中間價形成過程中央行有較大的操作空間。

2005年“7.11匯改”使得人民幣匯率回到有管理的浮動模式,但市場整體平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此后進入上升通道,但從啟動匯改當天到2005年末,人民幣匯率僅升值0.5%,未出現大規模的波動。此外,在單邊升值預期下,我國的國際收支情況并未出現惡化反而有所改善,2005年下半年,金融賬戶產生520億美元順差,外匯儲備增加1262億美元。

(四)2015年“8.11匯改”后,人民幣匯率逐步實現雙向浮動

匯率制度改革主要包含兩個維度:一是增強匯率浮動的彈性,二是強化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形成機制。2005年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逐步擴大:2007年5月,匯率浮動區間從0.3%小幅擴大至0.5%;2012年4月21日,央行宣布將銀行間外匯市場匯率的浮動區間擴大至1%,2014年4月,匯率的日波幅進一步擴大至2%。相較匯率彈性的增強,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改革則相對滯后。與此同行,從2014年開始,我國的經濟環境也發生了變化,人民幣匯率面臨貶值壓力。2013年底,美國開啟貨幣政策正?;M程,美元隨之走強,并帶動人民幣相對于全球其他主要貨幣有效匯率升值。而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走強的人民幣匯率和走弱的實體經濟出現矛盾,使得市場對人民幣由升值預期轉向貶值預期,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與交易價差距大幅走擴。

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優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報價機制。改革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做市商在對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價時主要參考上一交易日的匯率收盤價;第二,8月11日當天央行一次性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貶值1136個BP?!?.11匯改”對市場造成了不小的沖擊,此后人民幣匯率進入了近一年半的貶值區間,并伴隨著資本的大規模流出。

面對“8.11匯改”引發的市場劇烈波動,央行在此后及時調整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以穩定市場。央行于2016年2月正式發布新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定價公式,即“中間價=上一交易日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要求做市商在對中間價報價時,適度調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維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的基本穩定。2016年下半年開始,人民幣面臨的貶值壓力再度抬升,2017年5月26日,央行宣布在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逆周期因子由反映市場供需情況的匯率變動經過逆周期系數調整后得到,至此形成了現行的“上一交易日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三因素共同決定的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此后至今,人民幣匯率的單邊貶值預期逐步化解并逆轉,人民幣匯率企穩回升,開啟雙邊浮動模式,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彈性也在逐步加大。

“8.11匯改”的啟動是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的重要一步。在市場對人民幣由升值轉向貶值預期的狀況下,啟動匯率改革,下調人民幣匯率,是糾正被高估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緩解貶值預期的合理選擇。此外,“8.11匯改”重點優化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使得中間價的形成主要由外匯市場供求情況決定,做市商報價來源更為透明,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央行對匯率中間價的操控空間。同時“8.11匯改”也是促進人民幣加入SDR、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助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此次匯改后引發的一系列市場震蕩并非偶然,我們在肯定成果的同時,也需要吸取教訓、總結經驗。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歷史經驗

回顧人民幣匯率過去四十余年的改革歷程,有以下兩點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

(一)堅持匯率制度市場化的改革方向

匯率作為資本市場上重要的價格指標,在調節市場供求、資源配置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路徑整體是朝著市場化方向進行的,從單一的固定匯率制度到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在逐步拓寬的波動區間內實現雙向浮動。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過程中,政府逐步退出常態化的干預、轉為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深化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增強匯率形成過程中市場的決定作用,有利于市場形成合理的預期,減少因預期變化而對市場造成的沖擊;此外,提高匯率雙向波動的彈性,有助于貨幣的升值或貶值壓力通過匯率變動被及時、自發消化,平滑市場波動,使匯率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二)改革要選取合適時機并做好前瞻性指導

歷史上每次匯率改革之前,人民幣匯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升值或貶值預期,但是與此前幾次匯改后相對平穩的市場反應不同,“8.11匯改”后市場表現震蕩。究其原因,除改革的內容本身外,在推行時間和前期鋪墊工作上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改革選擇的時間窗口有待商榷。2015年6月,中國股市遭遇暴跌,匯率貶值疊加了股市低迷。其次,匯改超出市場預期。匯改之前,人民幣匯率波幅維持在2%左右,離岸市場人民幣的互換利率也基本維持在150點的低位,說明市場對此次匯改沒有準備,政策發布后出現恐慌。因此,政策制定要選取合適時機并做好前瞻性指導,降低政策調整給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未來趨勢

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將是長期的路徑選擇,最終實現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政府僅在特殊情況下加以適度調節。我國金融開放程度正在日益加深,需要更為市場化的匯率制度與之相匹配,未來需要進一步深化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當然,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做的是從當前匯率制度存在的問題出發,由淺入深,逐步擴大匯率波動彈性,增強匯率形成過程中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最終實現匯率的自由浮動。

在我國現行的匯率形成機制下,匯率實現自由浮動尚存障礙。第一,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未完全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對于中間價報價這一機制而言,中間價作為外匯市場的每日開盤價,本身并非直接由市場交易產生,并未真正反映市場狀況。特別是逆周期因子的引入,實質上進一步加大了央行對匯率中間價的調控空間。第二,匯率波動幅度限制仍然存在。目前國際收支項下的金融項目仍實行一定的管理,使得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受到一定的制約,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市場主體對外匯的供求關系。雖然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在逐步擴大,但是受到匯率波動區間的限制,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受到較大的制約。第三,外匯市場避險工具的缺失使微觀主體承受較大的外匯風險。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浮動區間加大使從事國際貿易的市場主體所承受的外匯風險呈現加大之勢,在我國目前外匯期貨等衍生交易工具比較匱乏的情況下,會增加微觀市場主體的匯率風險。第四,不完善的金融市場和非市場化的利率水平決定了這兩個條件的實現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如果中國實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將無法享受到浮動匯率制度帶來的好處而可能要承擔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波動劇烈造成的損失。

盡管短期內中國不太可能采用浮動匯率制度,但是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是一種難以避免的趨勢,這是更好地發揮匯率在國際收支調節過程中的作用,以及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必然要求。未來進一步漸進有序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需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考慮適當延長形成收盤價的時點。當前人民幣外匯市場運行時間已延長至北京時間9:30-23:30,而收盤價形成時點仍為北京時間16:30未變。根據匯率中間價的公式,中間價由匯率的日間波動和隔夜波動共同決定,日間波動反映市場供求變化,而隔夜波動則是央行為維持一籃子貨幣穩定而做的調整。適度延長收盤價的形成時點,就可以增加日內波動,提升市場因素在匯率中間價形成過程中的比重。第二,以市場形成的定盤價取代中間價。中間價對市場行情的反映程度不高,后期隨著人民幣外匯市場的逐步發展,待到人民幣外匯交易可以實現近乎24小時不間斷運行時,可考慮取消匯率中間價的定價機制,以定盤價作為基準匯率,這樣更能反映市場的供求情況。第三,央行應當結合市場環境和市場主體的發展狀況,逐步豐富外匯期貨、擴大外匯期權種類等適應市場投資需求的金融衍生產品,為微觀主體提供對沖風險的工具。第四,政府需要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次上建立全面有效的外匯風險監控體系,根據外匯不同期限、不同幣種的凈頭寸以及外匯資產與負債期限狀況等方面,制定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最后,央行需要減少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除了直接干預方式以外,諸如通過調整利率來影響匯率、信號宣示效應等間接干預方式也可以逐漸采用。

(譚小芬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梁雅慧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本文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批準號71850005]的資助。)

來源: 中國金融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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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為何“破7”之后走勢會如何?央行回應

原標題:人民幣匯率完全能夠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8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就人民幣匯率相關問題回答了《金融日報》記者提問。

記者:人民幣匯率為何“破7”?

答:受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及對中國加征關稅預期等影響,今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貶值,突破了7元,但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繼續保持穩定和強勢,這是市場供求和國際匯市波動的反映。

中國實施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由這一機制決定的,這是浮動匯率制度的應有之義。從全球市場角度觀察,作為貨幣之間的比價,匯率波動也是常態,有了波動,價格機制才能發揮資源配置和自動調節的作用。如果回顧過去20年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發現人民幣對美元既有過8塊多的時候,也有過7塊多和6塊多的時候,現在人民幣匯率又回到7塊錢以上。需要說明的是,人民幣匯率“破7”,這個“7”不是年齡,過去就回不來了,也不是堤壩,一旦被沖破大水就會一瀉千里;“7”更像水庫的水位,豐水期的時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時候又會降下來,有漲有落,都是正常的。

盡管近期人民幣對美元有所貶值,但從歷史上看,人民幣總體是升值的。過去20年國際清算銀行計算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都升值了30%左右,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20%,是國際主要貨幣中最強勢的貨幣。今年以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保持著穩定地位,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是走強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升值了0.3%。2019年初至8月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貶值0.53%,小于同期韓元、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等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匯率的跌幅,是新興市場貨幣中較為穩定的貨幣,而且強于歐元、英鎊等儲備貨幣。

記者:人民幣匯率“破7”后走勢會如何?

答:人民幣匯率走勢,長期取決于基本面,短期內市場供求和美元走勢也會產生較大影響。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發揮價格杠桿調節供求平衡的作用,在宏觀上起到調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功能。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制造業門類齊全,產業體系較為完善,出口部門競爭力強,進口依存度適中,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國際收支有很強的調節作用,外匯市場自身會找到均衡。

從宏觀層面看,當前中國經濟基本面良好,經濟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效,增長韌性較強,宏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定,財政狀況穩健,金融風險總體可控,國際收支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大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這些都為人民幣匯率提供了根本支撐。特別是在目前美歐等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寬松的背景下,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的貨幣政策保持常態的國家,人民幣資產的估值仍然偏低,穩定性相應更強,中國有望成為全球資金的“洼地”。

近年來在應對匯率波動過程中,人民銀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政策工具,并將繼續創新和豐富調控工具箱,針對外匯市場可能出現的正反饋行為,要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堅決打擊短期投機炒作,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穩定市場預期。人民銀行有經驗、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記者:人民幣匯率“破7”對企業和居民有何影響?

答: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外匯管理要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破7”后這一政策取向不會變。

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過去20多年,人民幣對美元和一籃子貨幣升的時候多、貶的時候少,中國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資產在人民幣上,受到最好的保護,其對外的購買力穩步攀升,這些均能從老百姓出國旅游、境外購物、子女海外上學中反映出來。

企業也是如此。我們不希望企業過多暴露在匯率風險中,支持企業購買匯率避險產品規避匯率風險。同時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幣匯率既可能貶值,也可能升值,雙向浮動是常態,不僅是企業,即便更為專業的金融機構也難以預測匯率的走勢。

因此我們建議,要專注于實體業務,不要將精力過多用在判斷或投機匯率趨勢上,要樹立“風險中性”的財務理念,敘做外匯衍生品應以鎖定外匯成本、降低生產經營的不確定性、實現主營業務盈利為目的,而不應以外匯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為目的。

來源: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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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0:人民幣匯率怎么走?

來源:中國新聞網

來新浪理財大學,聽管濤講《匯率十講》,破解外匯市場誤區,教你讀懂匯率。

原標題:展望2020:人民幣匯率怎么走?

山西太原,銀行工作人員正在清點貨幣。 中新社記者 張云 攝

(經濟觀察)展望2020:人民幣匯率怎么走?

中新社北京1月4日電 (夏賓)2019年對于人民幣匯率而言,是破除“心魔”的一年。

人民幣去年最為吸睛的時刻無疑是在8月份:先是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雙雙“破7”,后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破7”并創下2008年4月以來最低值,離岸人民幣在“破7”后的幾天內發生了單日漲超1200個基點的情況,重返6.9區間。

人民幣匯率經過“破7”和“返6”,市場預期仍保持穩定,企業和機構對于匯率波動風險已有清醒全面認識,而非抱著一種恐慌心理盯住匯率走勢來押注單邊升值或貶值,告別羊群效應和投機想法,“風險中性”的理念正讓中國外匯市場愈加平穩。

“破7”之外,2019年人民幣匯率的關鍵詞還有哪些?

一方面,貶值幅度收窄。從全局來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2019年全年貶值1.65%,相比前一年的貶值幅度大大減少。另一方面,雙向波動明顯。從拐點來看,人民幣即期匯率在2019年出現了“兩升兩貶兩平穩”的階段性走勢,走勢圖上有多處明顯轉折,最高值和最低值間的差距超5200個基點。

山西太原,銀行工作人員正在清點貨幣?!堅?攝

“破7”之后,2020年人民幣匯率將怎么走?

“不管是貶值‘破7’還是升值‘返6’,人民幣在2020年將延續近幾年來雙向波動的局面,這是一種正常表現,人民幣匯率基本會保持在均衡合理水平上下波動?!敝袊裆y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對中新社記者說。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直言,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將持續完善,人民幣匯率早已擺脫過去的“死板”,雙向波動已是常態,未來會比現在更具有“彈性”。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走勢將貫穿2020年,那今年全年的表現能否一改此前連續兩年走貶的局面呢?

中銀國際宏觀研究團隊認為,總體上人民幣匯率呈偏強雙向波動。而從資本項目看,預計海外資金將繼續流入中國,資本項目有望繼續維持順差,并對人民幣匯率起到支撐作用。

德意志銀行的報告預測,看好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中國貿易和經常賬戶盈余均有上漲,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增長,而投資組合流入也隨資本市場開放出現大幅增長,且預計上述趨勢在2020年仍將持續。

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前新聞發言人管濤指出,展望2020年,人民幣匯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

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已有兩年時間,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趨于減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達成,市場信心得到部分修復。

二是中國經濟增速仍處于全球較高水平,且在全球負利率資產擴容背景下,全球資本看好中國,境外投資者持續增持境內金融資產。

三是未來美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美聯儲貨幣政策重回寬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數走弱的風險。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基本面韌性較強以及逆周期外匯管理政策的持續發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單邊貶值預期的形成。

但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譚雅玲則給出了不同看法:目前人民幣匯率仍處在技術性貶值周期的通道中。從長周期看,貶值區間還沒有完全修復好,技術周期的調整還會繼續?!邦A計未來人民幣匯率將呈現雙邊波動、以穩為主、偏向貶值的趨勢?!?/p>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此前撰文稱,下一階段,中國央行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保持匯率彈性,并在市場出現順周期苗頭時實施必要的宏觀審慎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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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為何走勢強勁

□ 盛剛

人民幣匯率“破7”之后,曾令人憂心“底”在何方?事實卻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在近日重回6.8時代。這意味著人民幣的購買力增強,而春節將至,對于打算出境旅游、購物和住宿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劃算和開心的事兒。還不止于此。人民幣匯率走強,資本流入趨勢性增長,同樣有利于國內資產價格,因此,股市和債市向好也在情理之中。

人民幣當前走勢緣何如此強勁?接下來又將去向何方?

人民幣匯率走強并非始于現在。事實上,自去年9月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幅已超過4%。但近期表現格外搶眼。來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顯示,1月13日至16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連續4日上調;其中,1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8954,較前一交易日上調309個基點,創2019年6月21日以來最大升幅,并創2019年8月1日以來新高。雖然,17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比上日下調下行71個基點,但仍報在6.8878。

最近人民幣匯率格外強勁,既和基本面有關,也受消息面影響?;久媾c消息面共振,再疊加年底結匯需求增加,跨境資本流動平穩增長和市場情緒向好等多重因素,推升了人民幣升值預期。

從基本面來看,經濟企穩勢頭愈加明顯。2019年中國經濟成績單已經公布:GDP增長6.1%,總量逼近100萬億元;人均GDP更是首破1萬美元大關。尤其四季度經濟顯露企穩向好跡象,PMI連續兩個月站在榮枯線之上,其他各主要數據也多有好轉,對人民幣升值構成支撐。

消息面上,國際貿易形勢有所緩和,美國取消中國“匯率操縱國”認定,中方與美方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減少了不確定性,令市場避險情緒回落,同時提升了人民幣升值預期。

除了基本面和消息面因素之外,外資流入也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全球性低利率和風險偏好上升的環境下,低估的中國股市和收益率相對較高的人民幣債券對外資吸引力明顯增強。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又為此增添了助力。從債券市場看,2019年境外機構投資者凈買入中國債券1.1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權益市場上,2019年北向資金累計凈流入達3517億元,創下歷史新高。今年以來截至1月13日,北向資金又累計凈買入420億元。外資流入與人民幣升值互為因果:外資流入越多,對人民幣的需求越多,人民幣升值預期越高。而人民幣升值預期攀升,又促進更多外資流入。

受中美貿易不確定性影響,2019年8月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一舉突破7水位,最高貶值到接近7.2?!捌?”后人民幣匯率將下滑到何處曾令人擔心。實際上,人民幣匯率超調和失控非但沒有出現,而是在2019年9月初創下2005年匯改以來新低后便峰回路轉,此后持續波動反彈,又在近期走出一輪升值行情。恰如央行負責人曾經說過的,人民幣匯率“破7”,不是指年齡,過去就回不來了,而更像水庫的水位,豐水期的時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時候又會降下來,有漲有落,都是正常的。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增強、雙向波動,已成為平衡國際收支和增強宏觀經濟韌性的自動穩定器。

展望未來,盡管短期內多空因素交織會對人民幣走勢帶來一定擾動,但當前貿易形勢緩和、經濟增長預期改善、投資者風險偏好回升、結匯增加和市場情緒向好等諸多因素,均有助于支撐人民幣匯率偏強趨勢的延續,匯率走強也會對股市、債市等金融市場起到促進作用。全年看,中美貿易關系難免會有反復,第一階段協議執行中的摩擦及后續談判的波折,也會加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但中國經濟企穩預期很強,國際收支平衡,內地金融市場的大門越開越大,門檻越來越低,會帶來資本和金融項下外資的持續流入,則有助于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偲饋砜?,在國內外形勢不發生超預期變化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將會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彈性也會明顯增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保持雙向波動是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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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施壓人民幣匯率趨勢研判

文/談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所副研究員

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中美經貿領域的重要議題之一,焦點在于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真實反映了人民幣的價值。21世紀初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在這一問題上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2019年8月6日,美國財政部在時隔25年之后再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之后在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背景下,于2020年1月13日將中國移出“匯率操縱國”名單,但這并不意味著中美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博弈已經結束,相反這一問題在未來一個較長時期內仍然存在。在我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需妥善應對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的影響。

一、中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演變

美國政府在不同時期對人民幣匯率關注的重點存在差異,但一個共通點是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低估,且正是這一原因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拉大。

(一)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關注重點,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轉變為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被人為操縱

1. 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被認為低估了人民幣匯率水平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中國經濟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其他國家經貿往來規模不斷擴大。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逐漸增強,認為人民幣幣值存在低估,中國向國際市場傾銷了大量廉價商品并導致一些國家出現通貨緊縮(林毅夫,2007)。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人民幣匯率如果繼續盯住美元,可能會破壞中國國內貨幣體系的功能,并在中國引發通貨膨脹。即在美國政府看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待改進,中國政府采取的人民幣盯住美元機制,低估了人民幣真實匯率水平,沒有真實反映人民幣市場供求變化情況。2006年,美國財政部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定性為中美兩國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并通過雙邊和多邊渠道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 市場化程度不足是奧巴馬政府評判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結論

奧巴馬政府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之前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立場,認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存在不足,市場因素在人民幣匯率水平形成中沒有發揮足夠作用,沒有充分反映國際市場上人民幣真實的供求關系,人民幣匯率應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即在奧巴馬政府看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的不充分,為人為操縱人民幣匯率水平提供了便利。為了對中國政府施壓,2010年3月,奧巴馬表示將在當年4月15日發布的財政部半年報告中決定是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010年全年,雖然人民幣匯率升值約25%,但美國政府依然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低估,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2016年,奧巴馬公開表示,中國“必須有一個有序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貨幣體系”,而不是通過匯率操縱使中國公司獲得相對美國公司的不公平競爭優勢。

3. 特朗普政府一直認為中國政府在操縱人民幣匯率,而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則違背美財政部的判定標準

2016年特朗普在總統競選階段即表示,若當選就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將實施高達45%的懲罰性關稅。當選總統后,特朗普曾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中國政府人為降低了人民幣匯率水平。與特朗普稍有不同的是,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對中國是否操縱人民幣匯率持有一定保留態度,認為中國在特定情況下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適度干預具有合理性,但他同時認為,如果干預后人民幣出現升值,則這種干預不屬于匯率操縱,反之,如果干預后人民幣出現貶值,則這種干預即屬于匯率操縱。2019年8月6日,美國財政部違背其自身判定標準,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針對一國是否存在匯率操縱的判斷問題,美國于1988年出臺了《全面貿易和競爭法》。美國財政部可以根據這一法律相關條款,認定某個國家是否為匯率操縱國,并在每半年向國會提交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予以說明。2016年,美國財政部開始依據2015年出臺的《貿易便捷與貿易促進法》認定一個國家是否進行匯率操縱,并提出三條可操作量化標準:一是該國對美國存在較大規模貿易順差(每年超過200億美元),二是該國經常賬戶順差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超過3%,三是該國持續單邊對匯率進行干預,在12個月中購買外國資產的規模占本國GDP比重達到2%。如果一個國家同時滿足上述三項標準,則會被美國財政部認定為匯率操縱國,而如果同時滿足上述兩項標準,則會被作為觀察對象。此外,如果只滿足第一項標準且該國對美國貿易順差較大,也有可能被作為觀察對象。

從中國實際來看,對于量化標準一,近些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規模持續超過200億美元,且順差規模較大。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3230億美元,美國對華跨境服務貿易順差為405億美元,對華商業存在順差為468億美元,扣除上述兩項順差后,美國對華實際貿易逆差為2357億美元 ,高于標準一的200億美元規模。

對于量化標準二,2010年至今,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整體上逐步收窄,除2010年為3.89%超過3%的水平外,其他年份均低于這一標準,特別是2018年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僅為0.39%(圖1)。未來發展趨勢上,隨著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GDP規模也將繼續穩步增加,同時,我國對外部服務需求預計在未來一段時期將呈較快增長態勢,由此而來的經常賬戶順差規模預計將繼續逐步縮小甚至會出現一定程度逆差,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也將有望在一個較窄的幅度內波動。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一段時期我國難以滿足量化標準二。

對于量化標準三,我國亦難以符合。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在不斷完善,市場供求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不斷提升,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特征也日益明顯,加之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是實現人民幣匯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而我國具有實現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良好經濟基礎,因而出現一年內持續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單邊干預的可能性較低。另一方面,美國主要擔心人民幣匯率出現持續貶值,而人民幣出現持續性貶值意味著我國存在資本的持續性流出。為避免人民幣過度貶值,我國主要通過使用外匯儲備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適當干預,當干預所需資金達到GDP的2%時,則意味著我國在一年時間內為干預匯率而動用的外匯儲備約3000億美元,占我國外匯儲備總額約10%,持續動用如此規模的外匯儲備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干預的可能性也不大。

(二)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關注重點演變的原因

1. 縮小對華貿易逆差是美國政府多年來持續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主要出發點

隨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規模逐步提高,其國內要求減小這一逆差的呼聲也逐漸加大,除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加征關稅外,希望通過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以減少甚至扭轉對華貿易逆差,成為美國政府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其背后原因在于:

一是美國曾經成功通過匯率施壓的方式一定程度縮小其與部分經濟體貿易逆差。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作為韓國、日本等經濟體最主要貿易對象,其經常賬戶順差很大一部分來自對美國出口。1990年前后,美國政府針對本國日益增長的經常賬戶逆差,認定韓國、日本等經濟體存在匯率操縱行為,受此影響,韓國、日本等經濟體經常賬戶順差有所縮小,個別經濟體甚至出現經常賬戶逆差。例如,1988年至1990年韓國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期間,其經常賬戶順差規模顯著縮小,從1988年的145億美元快速下降至53.4億美元,1990年進一步轉變為逆差20.1億美元;1988年至1993年,美國政府將中國臺灣列入匯率操縱名單,期間中國臺灣經常賬戶順差從1988年的102.66億美元減少至1993年的70.42億美元,且在中國臺灣被移出美國財政部匯率操縱名單后,其經常賬戶順差規模仍呈現出下降趨勢。我國在1994年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后,從1994年7月至1996年1月對美出口增速出現連續18個月下降,期間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從1.5%下降至0.2%。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旨在通過將中國再次列為“匯率操縱國”以縮小對華貿易逆差可以視為一種歷史經驗的延續。

二是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后,美國總統將能夠獲得新的權力對中美貿易進行干預。根據美國法律,如果一個國家被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將啟動與該國的談判,敦促其改變做法。如果一年后該國被繼續認定為存在操縱匯率行為,美國總統則可以采取以下行動,包括禁止該國任何項目獲取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融資,將該國排除在美國政府采購供應地之外,呼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加強對該國監督,以及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評估是否與該國簽訂貿易協定,或啟動、參與貿易協定談判時須考慮該國操控匯率行為。對于被美國認定為匯率操縱的國家來說,上述第一和第二項舉措能夠在短期內對該國企業經營產生較為顯著影響,第三項中呼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該國加強監督更多是一種間接影響,因而約束力相對較弱,第四項從簽署貿易協定角度強調匯率操縱,可以認為是一種施加長期壓力的舉措。

此外,由于特朗普在其競選階段明確承諾當選后將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在違背匯率操縱判定標準的背景下強行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特朗普兌現其競選承諾的體現。

2.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使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關注的重點出現相應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沿著市場化方向穩步推進。在一系列改革舉措中,有三項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分別為1993年12月提出的“匯率并軌”改革,建立了全國性統一規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2005年7月21日推出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變了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15年的“8·11”匯改,優化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提升了中間價市場化程度和基準地位。上述三次改革實施后,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征可以分別概括為:逐步形成以美元為貨幣錨的間接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市場供求發揮基礎性作用以及市場供求作用進一步增強,這與美國政府在上述時期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注重點相一致。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階段性特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關注重點的轉變。

二、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發展趨勢

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出發點是美國對華存在較大規模貿易逆差,但這種逆差的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特別是與美國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美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美方限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等密切相關(曾培炎,2019),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扭轉。因此,在未來一個較長時期內預計美國政府仍將會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政府施壓,但質疑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可能性不大,對匯率水平的關注將成為重點。

(一)《美墨加貿易協定》有望成為美國政府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重要參照

2018年11月底,《美墨加貿易協定》生效,正式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表示,《美墨加貿易協定》將成為美國未來貿易協定的模板,這將給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博弈帶來影響。剖析《美墨加貿易協定》中關于匯率的相關條款,有助于把握未來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重點。

《美墨加貿易協定》更加突出匯率問題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與《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不同的是,《美墨加貿易協定》中專門增加了宏觀政策與匯率問題一章,進一步突出了匯率問題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協定規定,任一締約方都應該確立市場決定的匯率體系,避免人為干預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平衡,或獲取不公平競爭優勢。如果確實有必要干預,需要提前通知其他各方。此外,協定還對外匯和頭寸信息的透明性及通知義務做了明確規定,包括及時公布成員國每月外匯儲備規模變化、每月干預外匯市場情況、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變化情況等。

(二)匯率操縱仍將成為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博弈焦點

《美墨加貿易協定》專門提出禁止成員國進行貨幣操縱(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條款,具體包括:實現并維持由市場決定匯率的體制;限制競爭性貶值,包括通過干預外匯市場達成這一目標;強化經濟基本面因素以促進宏觀經濟和匯率穩定等。從這里可以看出,未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方關注的重點將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中國是否存在競爭性貶值,以及信息披露是否全面及時等方面。

對中國來說,我國目前已經及時公布外匯儲備規模月度變化、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度變化以及相關頭寸信息,中美在這一領域立場預計不會存在較大差異。隨著我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不斷完善,預計中美在這一方面達成共識的難度也不大。對于貨幣操縱,預計雙方將存在較大分歧。在各國金融當局的日常業務中,通過一定程度干預以實現本國貨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或避免出現大幅波動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對中美來說,問題關鍵在于中國是否在干預匯率升值的同時對美國存在大規模貿易順差。如果中國對美貿易逆差無法得到顯著扭轉,即使人民幣匯率出現一定程度升值,美國仍有可能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此外,美國是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不會僅僅依據既有的判定標準,也會考慮中美博弈態勢的變化。美國將中國列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后,競爭將成為中美關系發展中的重要關鍵詞,在中美長期博弈過程中,兩國關系的發展也將起伏不定,反映在匯率問題上,美國預計會視現實需要決定是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即未來中美博弈加劇時,美國可能會再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而當中美博弈出現暫時緩和時,則會將中國移出“匯率操縱國”名單。

(三)未來美國可能針對人民幣匯率而放松匯率操縱判定標準

在美國財政部目前的三項匯率操縱判定標準中,中國僅滿足判定標準一,判定標準二和判定標準三均不滿足,這也是2019年8月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后引致多方批評的主要原因。雖然目前來看,上述三項匯率操縱判定標準在決定一國是否存在匯率操縱行為中發揮的作用有所降低,但美國不會完全拋棄上述標準,而是通過調整和放松上述判定標準使判定人民幣是否存在匯率操縱更加符合法律規定,可能的途徑包括:

一是提高判定標準一的同時放松判定標準二和判定標準三。對于判定標準一,2019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規模仍然較大,達到3456億美元,其中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為4192億美元,中國仍是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顯著高于其對墨西哥(逆差1018億美元)、日本(逆差690億美元)、德國(逆差672億美元)以及愛爾蘭(逆差527億美元)等主要貿易對象的貿易逆差。從這個角度看,如果美國旨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未來可能將“對美貿易順差規模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的標準提高至每年超過500億美元。對于判定標準二和判定標準三則可能分別降低經常賬戶順差和匯率干預規模占GDP的比例,如將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降至2.5%,將12個月中購買外國資產的規模占本國GDP的比重降至1.5%。

二是放松判定匯率操縱需要同時滿足的條件。目前,美國判定一國是否存在匯率操縱需要同時滿足現有三項判定標準,未來可能放松這一約束條件,如規定同時滿足其中兩項判定標準即可將一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等。

三、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潛在影響

在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可能對我國的國際收支、金融穩定、人民幣國際化等領域產生潛在影響。

(一)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國部分商品國際競爭力

美國認定某一經濟體存在匯率操縱后,通常會對該經濟體匯率水平產生較直接的影響。從歷史經驗看,這種影響更多表現為該經濟體貨幣相對美元出現升值,而匯率升值又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該經濟體商品出口的相對成本,從而降低其國際競爭力。例如,上世紀韓國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期間,韓元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約6%;日本在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期間,日元對美元匯率也出現一定幅度升值。韓元和日元匯率升值成為其經濟體出口放緩,并引起經常賬戶順差出現不同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甚至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旨在避免出現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在其他國家對美元匯率出現貶值的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原有水平乃至相對美元出現升值,意味著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相對升值,這會削弱我國部分可替代性商品的出口競爭力,特別是部分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可能會受到較大影響。

(二)給我國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帶來壓力

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狀態,但同時呈現出一些結構性變化趨勢。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整體呈下降態勢,從2008年最高的4206億美元下降至2018年的491億美元,同時期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也從最高的4394億美元轉變為2018年的順差1111億美元,且2016—2018年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呈現出雙順差。預計未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將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甚至在某些年份會出現逆差。

美國對人民幣施壓或者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一個潛在影響是,可能使我國經常賬戶出現持續性逆差。對此我國相應需要通過資本與金融賬戶順差來實現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近三年我國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現順差的重要原因是我國金融領域開放力度加大,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但當前資本與金融賬戶項下資本流入的快速增加更多體現了開放政策實施帶來的短期性效應,具有階段性特征,其可持續性受到我國金融市場廣度、深度以及體制機制建設等的制約,加之金融領域資本風險敏感性相對較強,易導致資本與金融賬戶波動性較大,從而加大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壓力。

(三)對我國金融市場穩定產生沖擊

匯率作為經濟運行的關鍵變量之一,其波動將對包括股市、債市等在內的金融市場產生一系列影響,匯率的大幅波動往往會沖擊一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引發金融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近年來我國穩步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逐步提高資本項目可兌換水平,擴大金融業市場準入,相繼開通了“滬港通”“深港通”和“滬倫通”,金融業整體發展水平逐步提升,資本跨境流動便利性得到進一步增強,但資本流動渠道拓寬也便利了我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風險傳導。同時,我國金融市場上利率、匯率等重要價格指標的變化,也會引起我國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和頻率的相應變化,并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穩定。

美國政府對人民幣施壓以及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將在短期內提升我國金融市場交易主體的風險預期,引起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出現大幅波動和短期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動。而短期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動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和放大作用,特別是在金融衍生品市場上,經過杠桿的放大作用,能夠使局部性金融風險快速擴散至整個金融系統,使金融市場因短期流動性短缺而出現大幅波動,進而可能引發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

(四)一定程度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步伐

匯率和信譽度是影響一國貨幣國際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匯率的長期基本穩定和較高的貨幣信譽度有助于擴大一國貨幣國際使用范圍,而一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是該國貨幣匯率長期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貨幣政策和信息披露透明度則對一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度具有重要影響。歷史地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鎊作為國際貨幣地位的下降與英鎊貶值密切相關,雖然當時英國已經因經濟增長乏力和國際收支問題日益突出而難以有效支撐英鎊的國際地位,但1967年英國當局宣布英鎊對美元貶值加劇了英鎊國際地位的下滑,導致英鎊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加速下降(巴里·艾肯格林等,2019)。

近年來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得到穩步提升。如2019年8月底,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為2.22%,穩居全球第五位;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達到2.01%等,未來人民幣國際化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施壓以及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民幣匯率穩定性方面。雖然我國經濟平穩發展能夠支撐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但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加強磋商,有助于減少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可能出現長期趨勢性貶值的擔憂,一定程度上加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預期,從而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二是人民幣信譽度方面。近年來我國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相關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上積極與相關國家及國際組織溝通,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信譽度不斷提升。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仍會引發一定時期內國際市場對我國匯率政策和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人民幣是否存在競爭性貶值的擔憂,從而降低使用和儲備人民幣的意愿。

四、應對美國政府施壓人民幣匯率的建議

應對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以及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總體上應堅持以我為主原則,在根據我國經濟改革發展需要和充分考慮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的基礎上穩妥應對。

(一)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促進人民幣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穩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彈性,適度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擴大外匯市場準入,進一步增加外匯市場各類參與主體,豐富外匯市場交易工具,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適度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便利市場主體借助外匯類金融衍生產品對沖匯率波動風險。減少政府對外匯市場直接干預,更多通過間接調控方式引導外匯市場價格信號變化。為防止人民幣匯率在短時期內出現大幅波動,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匯率干預使人民幣匯率穩定在一定區間內。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匯率問題上與市場的溝通,提升決策透明度和政策延續性,避免出現政策大幅轉向,穩定外匯市場預期。

(二)加大國際交流,減少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誤判

借助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契機,就其中涉及的匯率問題條款與美國建立人民幣匯率問題聯合磋商機制,視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與美方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匯率水平、信息披露等議題進行溝通,表達我方訴求,避免雙方出現誤判。加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溝通及合作,借鑒參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進行匯率等相關信息披露,對涉及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重大事項,及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相關國家闡明我國立場及政策出發點,減少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信息披露等的疑慮。

(三)提升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進一步深化股市、債市等市場體制機制改革,提升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完善金融領域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增強中國金融市場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穩妥有序推進資本與金融賬戶可兌換,全面監測不同期限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頻率,綜合把握跨境資本流動態勢,采用逆周期調控工具調節資本與金融賬戶項下跨境資本流動,避免出現大幅波動,促進國際收支維持在基本平衡的水平。

(四)加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危機

科學制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劃分標準,適度提高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相對其他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增強其風險吸收能力;控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杠桿率水平,限制其借助高金融杠桿擴大自身風險資產規模,提升其資產經營穩健性;加強跨境金融監管合作,避免境外風險通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渠道沖擊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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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不改長期穩定趨勢

來源:時代周報

近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引發市場關注。5月27日晚,離岸人民幣匯率下跌約500個基點創下去年9月以來最低值7.196。進入5月份,人民幣匯率走勢就以貶值為主。以離岸為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經從5月3日的7.087貶值至27日最高的7.176,貶值幅度為1.34%。而在岸人民幣從4月30日開盤價的7.065至今,貶值了1.2%。

幣值是投資者信心的一個標志,受到疫情影響,國際資本對于我國的經濟增長信心有所挫傷,出于避險的考慮,轉換投資標的也是正常的現象。同時,從國內來看,為了刺激和提振經濟,政府債務增加和央行的寬松在一段時間內是可以預期到的,再加上一系列的降準降息,匯率下行也是必然的。另外,國際形勢起伏不定也加大了我國出口的不確定性,這也是造成匯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數據顯示,1?3月我國貿易順差僅為129億元,而去年同期,這個數字超過了700億美元。即便4月份我們的貿易順差數據有所回升,但這還是停留復工復產之后對于存量訂單的消化,出口的需求依然疲弱。

通過這些現狀的分析,人民幣匯率下降是有跡可循的,而匯率的下降對于我們經濟社會還是會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從進出口方面來說,本幣貶值,會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們出口品的價格,因而是有利于我們的外貿恢復,但是也會提高我們的進口成本,這會促使我們的外貿企業將原材料、中間產品的進口更多地國內化,以便規避幣值下降對進口的沖擊。

不過,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波動只是短期的趨勢,在一定時間的下行之后,長期來看,它依然還會回歸穩定和堅挺。

首先,雖然貨幣貶值有助于出口貿易,但是細觀我們的外貿發展歷史,我們從未通過貨幣貶值的方式來促進出口,這是因為我們并不需要。在國際生產中,我們依然是具備成本優勢的。當疫情過去,國際貿易逐步好轉,我們的外貿創匯能力將會快速復蘇,幣值上揚水到渠成。

其次,看一個國家貨幣的長期形勢必然要關聯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如今,國際疫情蔓延,許多國家社會生產停滯,而我們已經基本實現了復工復產,再加上政府的一系列提振經濟措施,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基本面并沒有發生改變。當疫情逐步過去,投資者信心恢復,中國依然將是海外資本青睞的重要投資綠地。

與一般的本幣貶值情況相比較,我國的形勢不盡相同,試觀目前的國際經濟狀況,在幾個主要的經濟大國里,恐怕只有中國的疫情控制和復工復產情況是最為樂觀,因而對于國際資本來說,在短期恐慌之后,還是中國“風景這邊獨好”。所以,我們也并不會陷入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再貨幣貶值的惡性循環里。

綜上所述,從短期的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會進入一個向下波動狀態,但是綜合分析長期因素,人民幣幣值長期穩定與堅挺依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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