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郭樹清: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堅定不移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

5月25日,2019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北京舉行。在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的書面致辭中,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金融業對外開放、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等社會關心的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郭樹清在書面致辭中指出,近年來,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在全球貨幣中一直表現穩健,中國政府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性之間求得平衡,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他在書面致辭中表示,雖然近期外匯市場出現波動,但中國企業和居民并沒有出現任何恐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通過買賣外匯獲取投資收益是不現實的,將金融資產轉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

郭樹清在書面致辭中強調,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是正常的,長期來看,我國經濟基本面決定了人民幣不可能持續貶值。中國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具備極好的市場空間和增長潛力,隨著經濟發展質量提升,人民幣市場匯率將不斷向購買力平價靠近,投機做空人民幣必然遭受巨大損失。

反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說法

近年來,國際上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結果。對此,郭樹清在書面致辭中直言,這種說法毫無根據。

他在書面致辭中表示,事實上,中國經濟成分已呈現出日益明顯的多樣化特征,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一直在持續下降。加上政府經濟活動,國有經濟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國有企業中很多也在境內外上市,實際上是股份制企業,百分之百的純國有企業已經極少。

他在書面致辭中強調,金融業也形成了多樣化的格局,我國金融機構既有國有控股,也有民營、外資控股,上市機構和農信社還有自然人參股。目前,我國4588家銀行業機構中民營機構控股的超過3000家,170家中資保險公司多數為民營控股,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是民營為主。即便是五大商業銀行,社會股權占比平均達到30%,有的甚至超過40%。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五大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只有37%,與英美等國家前五大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占比很接近。

堅定不移推進金融業開放

對于社會關心的金融業對外開放,郭樹清在書面致辭中強調,金融業開放是大勢所趨,不會停頓,更不會倒退。

根據書面致辭中提到的數據,目前外資占中國A股市場的比重只有2%,占中國債券市場的比重只有2.9%,外資銀行資產占全部商業銀行的比重為1.6%,外資保險公司占比為5.8%,都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他在書面致辭中表示,特別歡迎那些擁有良好市場聲譽和信用記錄,在風險管控、信用評級、消費金融、養老保險、健康保險等方面具有特色和專長的外資機構進入中國,豐富市場主體,創新金融產品,激發市場活力。

原文轉自: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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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LPR形成機制對匯率沒有直接影響 中美利差處于舒適區間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定于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時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周亮介紹降低實際利率水平有關政策情況,并答記者問。

以下為部分實錄:

香港經 濟通通訊社記者:

有觀點認為新的LPR機制會增加人民幣的貶值壓力,請問對此有什么看法?謝謝。

孫國峰:

最近媒體和輿論對人民幣匯率關注比較多,今天其實主題是LPR,我也可以再回應一下。最近人民幣匯率波動是市場供求決定的結果,近期由于國際經濟形勢,貿易摩擦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以及對美國向中國加征關稅的預期影響了市場供求,進而推動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這完全是一個市場化的行為。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

第二點,目前人民幣匯率預期平穩。從目前情況看,企業、居民、金融機構對人民幣匯率前期破7都能保持一個比較理性客觀的看待,對匯率的正常波動體現出了很強的適應能力。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岸市場匯率、離岸市場匯率已經“三價合一”,表明市場預期總體平穩,這也印證了我們之前說過的,“7”既不是年齡,也不是堤壩。

第三點,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短期主要反映市場供求和國際匯市波動,長期還是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目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經濟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財政狀況穩健,金融風險可控,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外匯市場上觀察到的套期保值的企業越來越多。特別是在目前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寬松的背景下,中國是主要經濟體當中唯一的貨幣政策保持常態的國家,人民幣資產的估值仍然偏低,穩定性更強,中國有望成為全球資金的“洼地”,這些都為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提供了根本支撐。

至于這次改革完善LPR形成機制,有利于降低貸款利率,主要針對的是企業融資成本。通常我們說和匯率直接相關的是市場利率,這次改革并不涉及市場利率的變化,這次改革的關鍵詞是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因此對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影響??偟目?,應當說當前中美利差處于舒適區間,我對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穩定充滿信心。謝謝。

來源: 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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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孫國峰:完善LPR形成機制對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影響

本報記者 劉琪

近期,市場上有觀點認為新的LPR機制會增加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對此,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在8月20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此次改革完善LPR形成機制,有利于降低貸款利率,主要針對的是企業融資成本。通常而言和匯率直接相關的是市場利率,這次改革并不涉及市場利率的變化。

“這次改革的關鍵詞是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因此對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影響,”孫國峰表示,“總的來看,應當說當前中美利差處于舒適區間,我對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穩定充滿信心?!?/p>

針對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孫國峰強調,第一,最近人民幣匯率波動是市場供求決定的結果,近期由于國際經濟形勢,貿易摩擦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以及對美國向中國加征關稅的預期影響了市場供求,進而推動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這完全是一個市場化的行為。

第二,目前人民幣匯率預期平穩。從目前情況看,企業、居民、金融機構對人民幣匯率前期“破7”都能保持一個比較理性客觀的看待,對匯率的正常波動體現出了很強的適應能力。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岸市場匯率、離岸市場匯率已經“三價合一”,表明市場預期總體平穩,這也印證了我們之前說過的,“7”既不是年齡,也不是堤壩。

第三,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短期主要反映市場供求和國際匯市波動,長期還是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目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經濟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財政狀況穩健,金融風險可控,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外匯市場上觀察到的套期保值的企業越來越多。特別是在目前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寬松的背景下,中國是主要經濟體當中唯一的貨幣政策保持常態的國家,人民幣資產的估值仍然偏低,穩定性更強,中國有望成為全球資金的“洼地”,這些都為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提供了根本支撐。

(編輯 孫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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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國峰:完善LPR形成機制對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影響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新浪財經訊8月20日消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日上午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邀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周亮、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辦公廳負責人綦相介紹降低實際利率水平有關政策情況,并答記者問。

孫國峰在回答提問時表示,“這次改革完善LPR形成機制,有利于降低貸款利率,主要針對的是企業融資成本。通常我們說和匯率直接相關的是市場利率,這次改革并不涉及市場利率的變化,這次改革的關鍵詞是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因此對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影響?!?/p>

以下為問答實錄:

記者:

有觀點認為新的LPR機制會增加人民幣的貶值壓力,請問對此有什么看法?謝謝。

孫國峰:

最近媒體和輿論對人民幣匯率關注比較多,今天其實主題是LPR,我也可以再回應一下。最近人民幣匯率波動是市場供求決定的結果,近期由于國際經濟形勢,貿易摩擦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以及對美國向中國加征關稅的預期影響了市場供求,進而推動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這完全是一個市場化的行為。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

第二點,目前人民幣匯率預期平穩。從目前情況看,企業、居民、金融機構對人民幣匯率前期破7都能保持一個比較理性客觀的看待,對匯率的正常波動體現出了很強的適應能力。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岸市場匯率、離岸市場匯率已經“三價合一”,表明市場預期總體平穩,這也印證了我們之前說過的,“7”既不是年齡,也不是堤壩。

第三點,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短期主要反映市場供求和國際匯市波動,長期還是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目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經濟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財政狀況穩健,金融風險可控,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外匯市場上觀察到的套期保值的企業越來越多。特別是在目前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寬松的背景下,中國是主要經濟體當中唯一的貨幣政策保持常態的國家,人民幣資產的估值仍然偏低,穩定性更強,中國有望成為全球資金的“洼地”,這些都為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提供了根本支撐。

至于這次改革完善LPR形成機制,有利于降低貸款利率,主要針對的是企業融資成本。通常我們說和匯率直接相關的是市場利率,這次改革并不涉及市場利率的變化,這次改革的關鍵詞是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因此對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影響??偟目?,應當說當前中美利差處于舒適區間,我對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穩定充滿信心。謝謝。

來源: 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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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繼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 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

智通財經獲悉,央行發布2019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一是保持定力,有效應對國內外不確定因素影響。二是精準發力,著力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三是繼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四是堅守底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

以下為報告摘要:

201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保持韌性,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延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結構調整繼續推進,總供求基本平衡。消費、投資增勢平穩,貿易順差同比有所擴大,物價和就業形勢保持穩定。但內外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有所增加,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

面對復雜嚴峻的內外部形勢,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中國人民銀行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保持宏觀調控定力,繼續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主動作為、精準發力,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增長,促進信貸結構優化,扭轉局部性社會信用收縮態勢,緩解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穩妥化解中小銀行局部性、結構性流動性風險,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實現“六穩”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一是保持定力,有效應對國內外不確定因素影響。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松緊適度,抓住銀行是貨幣創造主體及貨幣政策傳導中樞的關鍵,緩解銀行信貸供給面臨的流動性、利率和資本約束。靈活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期借貸便利、常備借貸便利、公開市場操作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市場利率整體下行,疏通貨幣市場利率向信貸利率的傳導,緩解利率約束。以永續債為突破口補充商業銀行一級資本,創設并開展央行票據互換操作予以支持。

二是精準發力,著力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發揮好再貸款、再貼現、定向降準和定向中期借貸便利操作等工具引導信貸結構優化的作用;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三檔兩優”存款準備金政策框架,引導中小銀行回歸基層、服務實體;調整普惠金融小微企業貸款考核口徑,擴大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優惠政策覆蓋面;擴大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試點;在宏觀審慎評估中增設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等指標,調整小微和民營企業貸款指標,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

三是繼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推進貸款利率“兩軌合一軌”,完善市場化的利率形成、調控和傳導機制。人民幣匯率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雙向浮動,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建立在香港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的常態機制,完善香港人民幣債券收益率曲線。

四是堅守底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全面依法依規、穩妥有序地接管包商銀行,最大限度保障了最廣大儲戶合法權益,有針對性地完善了再貼現、常備借貸便利、存款準備金和流動性再貸款四道防線,創新工具恢復同業信心,防范化解中小銀行流動性風險,防范道德風險,有效維護市場穩定,切實防范風險外溢。

總體來看,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得了較好成效。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市場利率保持平穩;貨幣供應量、社會融資規模適度增長;金融機構貸款增長較快,信貸結構繼續改善,金融對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較為穩固;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及時防范和化解重點領域的金融風險。6月末,M2同比增長8.5%,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10.9%,與名義GDP增速基本匹配。上半年人民幣貸款新增9.7萬億元,同比多增6440億元,多增部分主要投向了民營和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6月,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比上年高點下降0.32個百分點。6月末,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92.66,人民幣匯率預期平穩。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3%,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2%。

當前,中國經濟保持平穩發展的有利因素較多,三大攻堅戰進展良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有力推進,經濟增長保持韌性,宏觀政策效果逐步顯現。但世界經濟形勢仍然錯綜復雜,外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我國發展長短期、內外部等因素變化帶來的風險挑戰增多,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內生增長動力還有待進一步增強。對此要客觀認識,理性看待,堅定信心,保持定力,做好充分準備,認真辦好自己的事,采取短期和長期相結合、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針對性措施,推動形成有效的最終需求和新的增長點。

下一階段,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推進改革開放,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進一步做好“六穩”工作。注重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穩需求,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適時適度實施逆周期調節,引導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配合,疏通貨幣政策傳導,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和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制造業、民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更好地發揮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在實際利率形成中的引導作用,降低小微企業融資實際利率。加強預期引導,穩定市場預期。把握好處置風險的力度和節奏,穩妥化解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堅決阻斷風險傳染和擴散,健全宏觀審慎管理,與金融微觀審慎監管、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形成合力,促進金融市場體系健康穩定運行。協調好本外幣政策,處理好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間的平衡,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完善金融體系內在功能,形成實體經濟供給體系、需求體系與金融體系之間的三角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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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保持匯率彈性

來源:證券時報網

證券時報e公司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求是》上撰文指出,人民幣匯率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我們不將匯率工具化,也絕不搞“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下一階段,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保持匯率彈性,并在市場出現順周期苗頭時實施必要的宏觀審慎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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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來源:金融界網站

11月16日,央行發布2019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表示,下一階段要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改革完善商業銀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通過MPA考核等方式推動銀行更多運用LPR,堅決打破銀行通過協同行為設定貸款利率隱性下限,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推進貸款利率“兩軌合一軌”,以市場化改革辦法促進實際利率水平明顯降低。

健全央行政策利率體系,增強利率調控能力。發揮好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作用,維護公平定價秩序,保持銀行負債端成本基本穩定。督促銀行降低貸款附加費用,確保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下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穩定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為基于實需原則的進出口企業提供匯率風險管理服務。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礎設施,支持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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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論:全球通縮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帶來壓力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原標題:評論丨通縮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帶來壓力

肖立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

回顧2013年至今的人民幣走勢。2013年至今,人民幣匯率2017年升值、2018年貶值,今年不出意外還是貶值。以年度來看,已經出現持續貶值的壓力,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中國的儲蓄率在2014年接近50%,現在已經下降至45%左右。當儲蓄率下降,而政府還在運用投資保增長的情況之下,經常賬戶順差會不斷縮窄,未來兩三年有可能會出現儲蓄投資負缺口,對匯率形成壓力。所以從宏觀基本面來講,匯率走勢會略偏悲觀。

第二,資本流入難以支撐匯率。2019年一、二季度,我國均實現“雙順差”:經常賬戶順差880億美元、以及非儲備金融賬戶順差450億美元。然而,與此同時,誤差和遺漏賬戶出現了1300億美元的凈流出,基本抵消了經常賬戶和金融賬戶的順差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撐。一般而言,凈誤差與遺漏占同期貨物進出口額的比重一般不宜超過正負5%,這是國際上的標準定義,超出了就有可能是資本外逃。目前凈誤差與遺漏占同期貨物進出口額的比重已經達到-6%,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流入對匯率的支撐非常有限。

第三,未來兩年最大的危險是通縮。全球在金融危機后的主要矛盾之一是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這種情況下最大的受害者是制造業發達的國家,制造業相對越發達的國家,在這種經濟環境中受到的通縮壓力越大。在我們的研究中,選取通縮最嚴重的2014-2015年,把所有國家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作為橫軸,PPI變化作為縱軸,會發現:當經濟增長越依賴于工業增加值、越依賴于制造業,越容易陷入通縮的狀態。在明年開始,美國經濟進入快速下行通道、歐洲經濟起不來、中國經濟難以回暖,在這種情況下全球需求會進一步萎縮,但生產能力并沒有大幅下降,所以還會陷入通縮,而通縮的時候就是人民幣貶值的時候。我們選取2010年~2015年期間,用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與當期匯率之差做為貶值預期,與國內PPI做回歸,回歸效果非常顯著。這種情況下,未來兩年人民幣匯率受到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進一步,我們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拆解成三部分:收盤價+籃子貨幣+逆周期因子。觀察逆周期因子可以發現,自從2017年5月份正式啟動以來,主要作用是對沖收盤價的貶值壓力,在2019年5月之前一般是對沖200個基點,最高250個基點。但是2019年5月中美沖突加劇之后,逆周期因子一度對沖幅度達到了600個基點。2019年5月份,人民幣匯率基本上穩定在6.9左右。隨著外部壓力的上升,2019年9月開始穩定在7.07左右,未來這個穩定機制受到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綜上,個人覺得還是要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打開人民幣匯率的彈性,給其他的逆周期政策留下足夠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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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鋼:外資對人民幣金融資產興趣濃厚 可適時擴大匯率浮動范圍

7月25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0:上海如何建設全球金融中心》并召開“2020國際貨幣論壇”,這是該報告連續第九年發布。

全國政協委員、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表示,上半年我國金融市場運行較為平穩,體現出較強的活力和韌性。外資對人民幣金融資產興趣濃厚,主要原因有四:一是中國是穩定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二是A股在全球主要股市中估值偏低;三是中國資本市場規模較大;四是近年來擴大金融開放各項舉措效果顯現。肖鋼稱,我國打造全球金融資產配置中心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有利于為中國企業發展提供多元化資金來源,促進科技創新、改善公司治理、增強國際競爭力;二是有利于深化金融市場化估值和定價,倒逼金融機構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準,規范和發展資管行業;三是有利于國際收支平衡;四是有利于提升全球治理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對于打造好人民幣全球金融資產配置中心,肖鋼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是要加快金融市場要素改革,取消不必要的行政管制;二是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動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加大貨幣互換使用量;三是有序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適時擴大匯率浮動范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四是加強監管能力建設,防范輸入性風險。來源:證券時報 孫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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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施壓人民幣匯率趨勢研判

文/談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所副研究員

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中美經貿領域的重要議題之一,焦點在于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真實反映了人民幣的價值。21世紀初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在這一問題上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2019年8月6日,美國財政部在時隔25年之后再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之后在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背景下,于2020年1月13日將中國移出“匯率操縱國”名單,但這并不意味著中美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博弈已經結束,相反這一問題在未來一個較長時期內仍然存在。在我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需妥善應對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的影響。

一、中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演變

美國政府在不同時期對人民幣匯率關注的重點存在差異,但一個共通點是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低估,且正是這一原因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拉大。

(一)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關注重點,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轉變為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被人為操縱

1. 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被認為低估了人民幣匯率水平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中國經濟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其他國家經貿往來規模不斷擴大。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逐漸增強,認為人民幣幣值存在低估,中國向國際市場傾銷了大量廉價商品并導致一些國家出現通貨緊縮(林毅夫,2007)。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人民幣匯率如果繼續盯住美元,可能會破壞中國國內貨幣體系的功能,并在中國引發通貨膨脹。即在美國政府看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待改進,中國政府采取的人民幣盯住美元機制,低估了人民幣真實匯率水平,沒有真實反映人民幣市場供求變化情況。2006年,美國財政部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定性為中美兩國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并通過雙邊和多邊渠道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 市場化程度不足是奧巴馬政府評判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結論

奧巴馬政府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之前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立場,認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存在不足,市場因素在人民幣匯率水平形成中沒有發揮足夠作用,沒有充分反映國際市場上人民幣真實的供求關系,人民幣匯率應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即在奧巴馬政府看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的不充分,為人為操縱人民幣匯率水平提供了便利。為了對中國政府施壓,2010年3月,奧巴馬表示將在當年4月15日發布的財政部半年報告中決定是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010年全年,雖然人民幣匯率升值約25%,但美國政府依然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低估,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2016年,奧巴馬公開表示,中國“必須有一個有序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貨幣體系”,而不是通過匯率操縱使中國公司獲得相對美國公司的不公平競爭優勢。

3. 特朗普政府一直認為中國政府在操縱人民幣匯率,而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則違背美財政部的判定標準

2016年特朗普在總統競選階段即表示,若當選就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將實施高達45%的懲罰性關稅。當選總統后,特朗普曾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中國政府人為降低了人民幣匯率水平。與特朗普稍有不同的是,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對中國是否操縱人民幣匯率持有一定保留態度,認為中國在特定情況下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適度干預具有合理性,但他同時認為,如果干預后人民幣出現升值,則這種干預不屬于匯率操縱,反之,如果干預后人民幣出現貶值,則這種干預即屬于匯率操縱。2019年8月6日,美國財政部違背其自身判定標準,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針對一國是否存在匯率操縱的判斷問題,美國于1988年出臺了《全面貿易和競爭法》。美國財政部可以根據這一法律相關條款,認定某個國家是否為匯率操縱國,并在每半年向國會提交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予以說明。2016年,美國財政部開始依據2015年出臺的《貿易便捷與貿易促進法》認定一個國家是否進行匯率操縱,并提出三條可操作量化標準:一是該國對美國存在較大規模貿易順差(每年超過200億美元),二是該國經常賬戶順差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超過3%,三是該國持續單邊對匯率進行干預,在12個月中購買外國資產的規模占本國GDP比重達到2%。如果一個國家同時滿足上述三項標準,則會被美國財政部認定為匯率操縱國,而如果同時滿足上述兩項標準,則會被作為觀察對象。此外,如果只滿足第一項標準且該國對美國貿易順差較大,也有可能被作為觀察對象。

從中國實際來看,對于量化標準一,近些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規模持續超過200億美元,且順差規模較大。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3230億美元,美國對華跨境服務貿易順差為405億美元,對華商業存在順差為468億美元,扣除上述兩項順差后,美國對華實際貿易逆差為2357億美元 ,高于標準一的200億美元規模。

對于量化標準二,2010年至今,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整體上逐步收窄,除2010年為3.89%超過3%的水平外,其他年份均低于這一標準,特別是2018年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僅為0.39%(圖1)。未來發展趨勢上,隨著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GDP規模也將繼續穩步增加,同時,我國對外部服務需求預計在未來一段時期將呈較快增長態勢,由此而來的經常賬戶順差規模預計將繼續逐步縮小甚至會出現一定程度逆差,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也將有望在一個較窄的幅度內波動。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一段時期我國難以滿足量化標準二。

對于量化標準三,我國亦難以符合。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在不斷完善,市場供求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不斷提升,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特征也日益明顯,加之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是實現人民幣匯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而我國具有實現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良好經濟基礎,因而出現一年內持續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單邊干預的可能性較低。另一方面,美國主要擔心人民幣匯率出現持續貶值,而人民幣出現持續性貶值意味著我國存在資本的持續性流出。為避免人民幣過度貶值,我國主要通過使用外匯儲備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適當干預,當干預所需資金達到GDP的2%時,則意味著我國在一年時間內為干預匯率而動用的外匯儲備約3000億美元,占我國外匯儲備總額約10%,持續動用如此規模的外匯儲備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干預的可能性也不大。

(二)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關注重點演變的原因

1. 縮小對華貿易逆差是美國政府多年來持續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主要出發點

隨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規模逐步提高,其國內要求減小這一逆差的呼聲也逐漸加大,除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加征關稅外,希望通過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以減少甚至扭轉對華貿易逆差,成為美國政府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其背后原因在于:

一是美國曾經成功通過匯率施壓的方式一定程度縮小其與部分經濟體貿易逆差。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作為韓國、日本等經濟體最主要貿易對象,其經常賬戶順差很大一部分來自對美國出口。1990年前后,美國政府針對本國日益增長的經常賬戶逆差,認定韓國、日本等經濟體存在匯率操縱行為,受此影響,韓國、日本等經濟體經常賬戶順差有所縮小,個別經濟體甚至出現經常賬戶逆差。例如,1988年至1990年韓國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期間,其經常賬戶順差規模顯著縮小,從1988年的145億美元快速下降至53.4億美元,1990年進一步轉變為逆差20.1億美元;1988年至1993年,美國政府將中國臺灣列入匯率操縱名單,期間中國臺灣經常賬戶順差從1988年的102.66億美元減少至1993年的70.42億美元,且在中國臺灣被移出美國財政部匯率操縱名單后,其經常賬戶順差規模仍呈現出下降趨勢。我國在1994年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后,從1994年7月至1996年1月對美出口增速出現連續18個月下降,期間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從1.5%下降至0.2%。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旨在通過將中國再次列為“匯率操縱國”以縮小對華貿易逆差可以視為一種歷史經驗的延續。

二是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后,美國總統將能夠獲得新的權力對中美貿易進行干預。根據美國法律,如果一個國家被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將啟動與該國的談判,敦促其改變做法。如果一年后該國被繼續認定為存在操縱匯率行為,美國總統則可以采取以下行動,包括禁止該國任何項目獲取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融資,將該國排除在美國政府采購供應地之外,呼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加強對該國監督,以及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評估是否與該國簽訂貿易協定,或啟動、參與貿易協定談判時須考慮該國操控匯率行為。對于被美國認定為匯率操縱的國家來說,上述第一和第二項舉措能夠在短期內對該國企業經營產生較為顯著影響,第三項中呼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該國加強監督更多是一種間接影響,因而約束力相對較弱,第四項從簽署貿易協定角度強調匯率操縱,可以認為是一種施加長期壓力的舉措。

此外,由于特朗普在其競選階段明確承諾當選后將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在違背匯率操縱判定標準的背景下強行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特朗普兌現其競選承諾的體現。

2.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使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關注的重點出現相應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沿著市場化方向穩步推進。在一系列改革舉措中,有三項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分別為1993年12月提出的“匯率并軌”改革,建立了全國性統一規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2005年7月21日推出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變了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15年的“8·11”匯改,優化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提升了中間價市場化程度和基準地位。上述三次改革實施后,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征可以分別概括為:逐步形成以美元為貨幣錨的間接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市場供求發揮基礎性作用以及市場供求作用進一步增強,這與美國政府在上述時期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注重點相一致。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階段性特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關注重點的轉變。

二、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發展趨勢

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出發點是美國對華存在較大規模貿易逆差,但這種逆差的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特別是與美國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美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美方限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等密切相關(曾培炎,2019),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扭轉。因此,在未來一個較長時期內預計美國政府仍將會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政府施壓,但質疑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可能性不大,對匯率水平的關注將成為重點。

(一)《美墨加貿易協定》有望成為美國政府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重要參照

2018年11月底,《美墨加貿易協定》生效,正式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表示,《美墨加貿易協定》將成為美國未來貿易協定的模板,這將給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博弈帶來影響。剖析《美墨加貿易協定》中關于匯率的相關條款,有助于把握未來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重點。

《美墨加貿易協定》更加突出匯率問題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與《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不同的是,《美墨加貿易協定》中專門增加了宏觀政策與匯率問題一章,進一步突出了匯率問題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協定規定,任一締約方都應該確立市場決定的匯率體系,避免人為干預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平衡,或獲取不公平競爭優勢。如果確實有必要干預,需要提前通知其他各方。此外,協定還對外匯和頭寸信息的透明性及通知義務做了明確規定,包括及時公布成員國每月外匯儲備規模變化、每月干預外匯市場情況、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變化情況等。

(二)匯率操縱仍將成為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博弈焦點

《美墨加貿易協定》專門提出禁止成員國進行貨幣操縱(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條款,具體包括:實現并維持由市場決定匯率的體制;限制競爭性貶值,包括通過干預外匯市場達成這一目標;強化經濟基本面因素以促進宏觀經濟和匯率穩定等。從這里可以看出,未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方關注的重點將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中國是否存在競爭性貶值,以及信息披露是否全面及時等方面。

對中國來說,我國目前已經及時公布外匯儲備規模月度變化、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度變化以及相關頭寸信息,中美在這一領域立場預計不會存在較大差異。隨著我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不斷完善,預計中美在這一方面達成共識的難度也不大。對于貨幣操縱,預計雙方將存在較大分歧。在各國金融當局的日常業務中,通過一定程度干預以實現本國貨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或避免出現大幅波動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對中美來說,問題關鍵在于中國是否在干預匯率升值的同時對美國存在大規模貿易順差。如果中國對美貿易逆差無法得到顯著扭轉,即使人民幣匯率出現一定程度升值,美國仍有可能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此外,美國是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不會僅僅依據既有的判定標準,也會考慮中美博弈態勢的變化。美國將中國列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后,競爭將成為中美關系發展中的重要關鍵詞,在中美長期博弈過程中,兩國關系的發展也將起伏不定,反映在匯率問題上,美國預計會視現實需要決定是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即未來中美博弈加劇時,美國可能會再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而當中美博弈出現暫時緩和時,則會將中國移出“匯率操縱國”名單。

(三)未來美國可能針對人民幣匯率而放松匯率操縱判定標準

在美國財政部目前的三項匯率操縱判定標準中,中國僅滿足判定標準一,判定標準二和判定標準三均不滿足,這也是2019年8月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后引致多方批評的主要原因。雖然目前來看,上述三項匯率操縱判定標準在決定一國是否存在匯率操縱行為中發揮的作用有所降低,但美國不會完全拋棄上述標準,而是通過調整和放松上述判定標準使判定人民幣是否存在匯率操縱更加符合法律規定,可能的途徑包括:

一是提高判定標準一的同時放松判定標準二和判定標準三。對于判定標準一,2019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規模仍然較大,達到3456億美元,其中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為4192億美元,中國仍是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顯著高于其對墨西哥(逆差1018億美元)、日本(逆差690億美元)、德國(逆差672億美元)以及愛爾蘭(逆差527億美元)等主要貿易對象的貿易逆差。從這個角度看,如果美國旨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未來可能將“對美貿易順差規模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的標準提高至每年超過500億美元。對于判定標準二和判定標準三則可能分別降低經常賬戶順差和匯率干預規模占GDP的比例,如將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降至2.5%,將12個月中購買外國資產的規模占本國GDP的比重降至1.5%。

二是放松判定匯率操縱需要同時滿足的條件。目前,美國判定一國是否存在匯率操縱需要同時滿足現有三項判定標準,未來可能放松這一約束條件,如規定同時滿足其中兩項判定標準即可將一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等。

三、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潛在影響

在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可能對我國的國際收支、金融穩定、人民幣國際化等領域產生潛在影響。

(一)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國部分商品國際競爭力

美國認定某一經濟體存在匯率操縱后,通常會對該經濟體匯率水平產生較直接的影響。從歷史經驗看,這種影響更多表現為該經濟體貨幣相對美元出現升值,而匯率升值又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該經濟體商品出口的相對成本,從而降低其國際競爭力。例如,上世紀韓國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期間,韓元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約6%;日本在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期間,日元對美元匯率也出現一定幅度升值。韓元和日元匯率升值成為其經濟體出口放緩,并引起經常賬戶順差出現不同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甚至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旨在避免出現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在其他國家對美元匯率出現貶值的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原有水平乃至相對美元出現升值,意味著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相對升值,這會削弱我國部分可替代性商品的出口競爭力,特別是部分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可能會受到較大影響。

(二)給我國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帶來壓力

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狀態,但同時呈現出一些結構性變化趨勢。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整體呈下降態勢,從2008年最高的4206億美元下降至2018年的491億美元,同時期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也從最高的4394億美元轉變為2018年的順差1111億美元,且2016—2018年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呈現出雙順差。預計未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將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甚至在某些年份會出現逆差。

美國對人民幣施壓或者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一個潛在影響是,可能使我國經常賬戶出現持續性逆差。對此我國相應需要通過資本與金融賬戶順差來實現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近三年我國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現順差的重要原因是我國金融領域開放力度加大,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但當前資本與金融賬戶項下資本流入的快速增加更多體現了開放政策實施帶來的短期性效應,具有階段性特征,其可持續性受到我國金融市場廣度、深度以及體制機制建設等的制約,加之金融領域資本風險敏感性相對較強,易導致資本與金融賬戶波動性較大,從而加大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壓力。

(三)對我國金融市場穩定產生沖擊

匯率作為經濟運行的關鍵變量之一,其波動將對包括股市、債市等在內的金融市場產生一系列影響,匯率的大幅波動往往會沖擊一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引發金融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近年來我國穩步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逐步提高資本項目可兌換水平,擴大金融業市場準入,相繼開通了“滬港通”“深港通”和“滬倫通”,金融業整體發展水平逐步提升,資本跨境流動便利性得到進一步增強,但資本流動渠道拓寬也便利了我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風險傳導。同時,我國金融市場上利率、匯率等重要價格指標的變化,也會引起我國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和頻率的相應變化,并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穩定。

美國政府對人民幣施壓以及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將在短期內提升我國金融市場交易主體的風險預期,引起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出現大幅波動和短期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動。而短期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動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和放大作用,特別是在金融衍生品市場上,經過杠桿的放大作用,能夠使局部性金融風險快速擴散至整個金融系統,使金融市場因短期流動性短缺而出現大幅波動,進而可能引發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

(四)一定程度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步伐

匯率和信譽度是影響一國貨幣國際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匯率的長期基本穩定和較高的貨幣信譽度有助于擴大一國貨幣國際使用范圍,而一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是該國貨幣匯率長期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貨幣政策和信息披露透明度則對一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度具有重要影響。歷史地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鎊作為國際貨幣地位的下降與英鎊貶值密切相關,雖然當時英國已經因經濟增長乏力和國際收支問題日益突出而難以有效支撐英鎊的國際地位,但1967年英國當局宣布英鎊對美元貶值加劇了英鎊國際地位的下滑,導致英鎊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加速下降(巴里·艾肯格林等,2019)。

近年來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得到穩步提升。如2019年8月底,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為2.22%,穩居全球第五位;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達到2.01%等,未來人民幣國際化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施壓以及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民幣匯率穩定性方面。雖然我國經濟平穩發展能夠支撐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但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加強磋商,有助于減少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可能出現長期趨勢性貶值的擔憂,一定程度上加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預期,從而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二是人民幣信譽度方面。近年來我國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相關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上積極與相關國家及國際組織溝通,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信譽度不斷提升。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仍會引發一定時期內國際市場對我國匯率政策和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人民幣是否存在競爭性貶值的擔憂,從而降低使用和儲備人民幣的意愿。

四、應對美國政府施壓人民幣匯率的建議

應對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以及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總體上應堅持以我為主原則,在根據我國經濟改革發展需要和充分考慮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的基礎上穩妥應對。

(一)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促進人民幣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穩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彈性,適度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擴大外匯市場準入,進一步增加外匯市場各類參與主體,豐富外匯市場交易工具,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適度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便利市場主體借助外匯類金融衍生產品對沖匯率波動風險。減少政府對外匯市場直接干預,更多通過間接調控方式引導外匯市場價格信號變化。為防止人民幣匯率在短時期內出現大幅波動,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匯率干預使人民幣匯率穩定在一定區間內。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匯率問題上與市場的溝通,提升決策透明度和政策延續性,避免出現政策大幅轉向,穩定外匯市場預期。

(二)加大國際交流,減少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誤判

借助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契機,就其中涉及的匯率問題條款與美國建立人民幣匯率問題聯合磋商機制,視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與美方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匯率水平、信息披露等議題進行溝通,表達我方訴求,避免雙方出現誤判。加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溝通及合作,借鑒參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進行匯率等相關信息披露,對涉及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重大事項,及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相關國家闡明我國立場及政策出發點,減少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信息披露等的疑慮。

(三)提升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進一步深化股市、債市等市場體制機制改革,提升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完善金融領域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增強中國金融市場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穩妥有序推進資本與金融賬戶可兌換,全面監測不同期限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頻率,綜合把握跨境資本流動態勢,采用逆周期調控工具調節資本與金融賬戶項下跨境資本流動,避免出現大幅波動,促進國際收支維持在基本平衡的水平。

(四)加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危機

科學制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劃分標準,適度提高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相對其他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增強其風險吸收能力;控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杠桿率水平,限制其借助高金融杠桿擴大自身風險資產規模,提升其資產經營穩健性;加強跨境金融監管合作,避免境外風險通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渠道沖擊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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