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歷史

人民幣匯率七十年:漫長的控制與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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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內容系列從屬于【格物·貨幣】

第一部分:人民幣的誕生

第二部分:人民幣貨幣統一進程中的三大挑戰

第三部分:人民幣通脹史:上漲的物價和縮水的購買力

本文為“人民幣”系列 第 四 部分

格物者說:匯率問題牽涉到一國宏觀經濟的各個方面,包括:外貿(進出口)、關稅、跨境資本流動、外匯儲備、物價、貨幣政策、經濟增長、對外戰略等。要透析復雜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應清晰地了解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基本歷史脈絡——人民幣匯率史。

從人民幣誕生至今,人民幣匯率史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1949-1952年的匯率大波動,1953-1980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可調整固定匯率,1981-1993年經濟體制轉軌期的探索改革,1994年至今以市場化為方向的人民幣匯改。

1949-1952:匯率大波動

人民幣誕生之時(1948年12月1日),我國境內當時流通著許多外幣(如美元、英鎊等)。在解放區內,外幣被強制要求兌換成人民幣,不得流通,外幣全部匯集至中國人民銀行集中管理。當時建國前后,我國外匯極端短缺,人民銀行對外匯資金的管理也極為嚴格,外匯的收支,嚴格服從國家政策目標和計劃安排。

隨著全國各地相繼被解放,全國漸漸形成了以人民銀行為中心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外匯管理模式:一,所有外匯收入(出口收入、僑匯)必須出售給人民銀行,所有外匯的使用(進口或其他用途)都要經批準后向人民銀行購買;二,由人民銀行設立外匯交易所,并指定一些銀行機構(包括外資銀行)參與外匯交易,同時指定中國銀行作為國家外匯管理機構、代理人民銀行參與外匯交易(當時中國銀行被并入人民銀行體系中,專職外匯管理業務),嚴禁一切場外交易(外匯黑市交易);三,由人民銀行統一制定人民幣對外幣匯率,匯率制定原則是“國內外物價對比法”(根據國內外物價對比水平來制定匯率,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購買力平價”原則),匯率隨物價變化而調整,盯住美元的進行浮動。

人民幣匯率的制定工作起始于天津解放。平津戰役勝利后,華北地區基本都解放,當時華北人民政府在天津設立外貿局,以對華北所有進出口貿易事務進行統籌管理。要發展對外貿易,當然必須先得制定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

1949年1月15日,天津正式解放,次日,人民銀行在天津設立分行;兩天后(1月18日),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掛出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牌價——這是最早的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牌價。人民銀行在制定人民幣對外幣匯率時,先確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然后再以美元為基礎來套算人民幣對其他外幣(如英鎊)的匯率。

此后,隨著上海、廈門、廣州等大城市相繼解放,人民銀行也快速在當地設立了分行,并在當地公布各自的人民幣對外幣匯率。其他各地均以天津口岸的匯率牌價為參照標準,再結合當地具體物價情況,來制定各自的匯率牌價(上海解放后,上海港口被封鎖,這客觀上促成了天津港口地位的上升)。

在1949年1月18日到1950年7月8日間,人民幣匯率呈現兩大特點:一,各地不同的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牌價并存,無全國統一匯率。由于天津、上海、廣州等各地的物價情況不一樣,因而各地人民銀行分行報出的匯率牌價也不一樣,存在差價,形成分散式的匯率制度,和分割式的外匯交易市場。二,人民幣匯率因國內惡性通脹、物價飛漲而大幅調貶。從1949年1月19日到1950年3月13日,人民幣匯率調貶共52次,以天津掛出的牌價來看,從“1美元/600舊人民幣”調貶至 “1美元/42000元舊人民幣” (第一套人民幣),1950年3月全國財經工作統一化,此后物價漸漸穩定,人民幣匯率小幅回調。

建國前后,人民幣匯率的飛速貶值,是由當時的匯率制定原則(國內外物價對比法)和外貿外匯政策(獎勵出口、限制進口、照顧僑匯)決定的。

以上海為例,我們從下圖中可明顯看出“上海的物價上漲曲線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曲線的高度相關性”,物價上漲和匯率調整之間存在一個時滯期(大約為一個月),即物價上漲一段時期后(時滯期),人民幣匯率會隨之調貶。由此可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根據國內物價來調整的(當期美國物價非常穩定,可視作固定不變)。

▼圖:1949年8月至1950年7月上海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物價指數。1949.8上海月均匯率是2246.77,到1950.4月均匯率達到峰值39516.67。制圖丨格物·資本。

1950年3月后,全國財經統一工作開始展開,經濟秩序和物價重歸穩定,人民幣匯率統一也被提上日程。同年7月8日,人民幣實行全國統一匯率, 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制定,由此結束了多個并存、分散式的人民幣匯率時期。

另外,全國財經統一后,國內物價穩定,而美國物價上漲,我國外貿外匯政策也發生變化(轉為“兼顧進出口有利,照顧僑匯”),由此,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人民銀行不斷調升,到1951年5月23日時,已升至1美元/22380舊人民幣(全國統一匯率)。

1953-1980:可調整固定匯率

1953-1980年這段時期,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也打上了深刻的“計劃”烙?。喝嗣駧艆R率定價完全由政府決定,高度服從于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目標,市場機制完全失效。

從1953年起,計劃經濟時代開啟,物價被高度管制,長期保持穩定(除1960-1962年物價大波動之外),物價和匯率定價之間的內在關聯性被行政之手所“掐斷”;貨幣政策也是被高度計劃,因而貨幣政策也并不影響匯率定價。同時,所有外貿業務也均由國營外貿公司統一計劃經營,外貿盈虧由財政收支統一安排調劑,這樣一來,匯率對外貿的調節作用也就失效了。

為了適應計劃經濟體制,人民幣匯率定價完全由政府控制,而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采取的方針是 “堅持穩定”:在1953-1971年間,將人民幣釘住英鎊,對英鎊匯率基本固定不變;在1972-1980年間,將人民幣匯率“釘住一籃子貨幣”,整體保持一種相對穩定狀態。

▼圖:1953-1980年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和英鎊),數據為官方的外匯牌價(區別于外貿所用換匯價)。制圖丨格物·資本。

在1953-1971年間,國際上正處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實行的是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主要貨幣(英鎊、德國馬克、法國法郎、瑞士法郎、日元等)和美元之間保持著長期固定匯率關系。國際匯率機制的固定化,間接地為人民幣匯率固定化創造了條件。

我國政府將人民幣釘住英鎊,實際上是在間接地釘住美元。當英美貨幣匯率調整時,人民幣匯率也跟隨調整,并重新固定釘住。

還須注意的是,在上世紀50年代時,人民幣對前蘇聯盧布的匯率才是最受重視的匯率。

50年代為中蘇蜜月期,我國經濟發展得到蘇聯有力支持,雙邊經貿活動擴大。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是美蘇冷戰,我國因朝鮮戰爭受到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封鎖,同時,我國與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經貿關系快速升溫。因而,人民幣和盧布的匯率關系,才是當時最受重視的匯率關系。當時,中蘇均為計劃經濟體制,人民幣對盧布的匯率由兩國政府協商決定,市場機制不發揮作用。進入60年代后,中蘇關系日趨緊張,雙邊經貿活動急劇萎縮,人民幣對盧布匯率重要性下降。1970年后,中蘇間貿易不再用盧布,改用瑞士法郎。

1972年后,由于一些國際因素的重大變化,人民幣匯率制定的依據和方法也發生一些調整。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關閉黃金兌換窗口,同年12月,美國政府與“十國集團”達成《史密森協議》,美元對黃金貶值,每金衡盎司黃金從35美元調整至38美元,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名義上依然保留著固定匯率制。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我國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的經貿關系升溫。接著1973年2月,美國政府再度宣布美元對黃金貶值(從38美元調整為42.22美元),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徹底崩潰,西方國家普遍轉入無序的自由浮動匯率制。

面對國際匯率機制的大變局和外交政策的大轉變,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定價的依據和方法做出了調整,從原先的釘住英鎊的固定匯率制,轉為“釘住一籃子貨幣”,以保持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匯率相對穩定。

所謂“釘住一籃子貨幣”,即根據“籃子中貨幣”的浮動情況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調整?!柏泿呕@子”中的貨幣種類及其權重,完全由政府決定,而且會根據不同時期情況而進行調整?!盎@子貨幣”選取的是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貨幣(須是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并按其重要程度和對外政策的需要,確定相應權重,最終計算出人民幣加權匯率。

▼圖:1968-1979人民幣匯率“一籃子貨幣”中的外幣變化。 “貨幣籃子”的范圍逐步擴大,到 1979 年時擴大到 20 種貨幣,其中,英鎊、西德馬克 、瑞士法郎、美元、日元在貨幣籃子中始終占重要地位。圖片來源:《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歷史演變及其啟示》,賀力平。

不過,“釘住一籃子貨幣”的詳細制定依據和具體計算方法,我國當局從未公布過,至今仍是謎,因而,我們無法得知這一時期 “釘住一籃子貨幣”的真實定價機制到底是怎樣的。

“釘住一籃子貨幣”方法實施后,秉承著“堅持穩定”的方針,人民幣匯率在國際匯率市場上(對比其他各貨幣浮動情況),整體保持在中間偏上的水平。其中,1972-1980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因美元的貶值而相對調升。而且,隨著尼克松訪華后,中美經貿關系的升溫,美元在“貨幣籃子”中的重要性也不斷提升,1979年后,人民幣匯率名義上雖是“釘住一籃子貨幣”,但實際上,是以美元為中心釘住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主要是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

縱觀整個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完全服從的是計劃經濟思維,按行政指令來制定匯率,是一種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可調整固定匯率制(期間釘住的對象發生變化,1953-1972為英鎊——1972-1979為一籃子貨幣——1979后為美元)。人民幣匯率不受市場供求影響,也無法起到調節外貿的作用,制定的合理性也失去保證,匯率嚴重偏離均衡水平,人民幣匯率僅淪為了一個記賬和核算工具。

1981-1993:轉軌期的探索改革

1979年開啟改革開放,經濟體制開始轉軌。外貿部門走在改革的前列,外貿經營權下放,各地外貿公司紛紛成立,這些外貿公司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在自負盈虧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對外貿公司的利潤就顯得至關重要。而原本不合市場邏輯的、被行政之手嚴重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則暴露出明顯的缺陷——出口貿易企業因匯率扭曲而蒙受不合理的虧損。外貿體制的改革,倒逼著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比如:在1979年時,全國平均出口換匯成本為2.41(即我國的外貿出口公司,以2.41元人民幣的成本,出口商品賺取1美元,相當于用2.41元人民幣換了1美元),而當時的銀行牌價匯率(即官方匯率)為1.555,這意味著,出口企業賺回1美元后,從銀行只能換到1.555元人民幣,無法抵消成本2.41元。因而,出口企業出口越多,虧損越多。相反,進口企業卻是賺錢的。

為了改變出口企業因人民幣匯率扭曲而虧損的局面,我國1979年8月開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即出口企業把賺取的一部分外匯賣出國家,另一部分可留成給自己(在此以前,出口企業所有的外匯收入都必須賣出國家,不得自留),留成的部分可自由支配。

“外匯留成制度”衍生出了一個計劃經濟體制之外的“外匯調劑市場”。由于外匯留成制度的存在,出口企業保留著一些外匯,而同時一些進口企業需要外匯、但不一定能申請得到,還有一些其他潛在的外匯需求者也存在(如黑市外匯交易者),為了調配這種外匯余缺關系。國家外匯局于1980年10月開始嘗試,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開展外匯調劑業務,由中國銀行充當中介,由此形成的最初版的“外匯調劑市場”。不過80年代上半期,該市場因受到種種審查和限制,而發展緩慢,并不成熟。

此外,從1981年1月1日起,我國開始試行人民幣對美元的貿易內部結算價,規定出口企業按“1美元兌2.8元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匯率,而官方匯率則變成非貿易結算匯率,我國進入了“雙軌匯率制”時期(貿易匯率和非貿易匯率,都由政府控制)。官方匯率,即我國對外公布的外匯牌價,主要用于僑匯、旅游、外國領事館、我國駐外機構、出國代表團等一切非貿易外匯收付的兌換。貿易內部結算匯率,即限于進出口貿易所用的結算匯率。

▼圖:1980-1993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官方匯率和貿易內部結算匯率)。1981-1984年間,貿易內部結算匯率一直都是1:2.8,沒有變動過,這一匯率明顯低于官方匯率。制圖丨格物·資本。

貿易內部結算匯率之所以定在“1:2.8”的水平,主要目的是為服從于當時的外貿政策“出口創匯”。從實施效果來看,貿易內部結算匯率也確實起到積極作用——解決了當時出口企業虧損的問題,貿易收支好轉,外儲增加。

不過,貿易內部結算匯率在實施時,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由于貿易和非貿易的雙重匯率存在,造成了外匯管理混亂;而且,雙重匯率引入后一直被國際社會所詬?。p重匯率是對出口的補貼,是不公平貿易的手段),IMF多次建議我國政府改變匯率雙軌制。因而,貿易內部結算匯率注定只能是經濟轉軌初期的一個過渡性臨時政策,它既不代表匯改的方向,也無法阻擋人民幣匯率走貶的傾向。

從上圖還可看出,1981-1984年期間人民幣兌美元非貿易匯率(官方匯率)在不斷調貶。1981-1983年調貶主要是因為美元升值,人民幣對美元才相對調貶。1984年時,我國接受了IMF建議,同意取消匯率雙軌、進行并軌,于是大幅調貶人民幣官方匯率,以讓其接近貿易內部結算匯率,為并軌做鋪墊。

到1984年底時,官方匯率已經接近2.8。1985年1月1日,貿易內部結算匯率正式被取消,同時將官方匯率定為2.8,匯率實現并軌。

1985年匯率并軌后,人民幣官方匯率一路調貶,一直到1993年(見上圖)。此期間的匯率調貶,是由于國內物價上漲較快,出口換匯成本也快速上升,迫使人民幣匯率調貶,而且整個80-90年代的外貿政策一直推崇“出口創匯”的宗旨,匯率調貶正好契合此宗旨。

在貿易和非貿易匯率并軌之際,還有另一項至關重要的人民幣匯改探索實踐正在如火如涂地進行——外匯調劑市場。前文中提到,80年代上半期,外匯調劑市場發展緩慢,但是到了80年代下半期,隨著改革不斷深化,外貿企業外匯留成比例不斷提高,外商投資的引入,外匯調劑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外匯調劑資金量快速增長。

到1988年3月時,為了配合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全面推行,國家外匯局制定了《關于外匯調劑的規定》,依此,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外匯調劑中心(1993年時,全國共有18個外匯調劑公開市場)。

同年9月,上海率先設立了“外匯調劑公開市場”,實行會員制、公開競價交易和集中清算制度,允許外匯調劑價格在一定限價內按公開市場供求浮動,并且這種匯價形成機制很快就被其他調劑中心所采納。這種市場化機制的引入,徹底改變了以往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匯率定價機制,拉開了我國市場化匯率定價的序幕。當時的“外匯調劑公開市場”上的匯價,就是我國最早的市場化匯率。

在1988年9月至1993年底期間,人民幣匯率又進入到一個“新的雙軌制”時期:外匯調劑市場匯率與官方匯率并存,官方匯率是政府定價的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是“外匯調劑公開市場”上市場定價的匯率。

▼圖:1979-1994年人民幣兌美元月平均匯率。 “新的雙軌制”時期,人民幣的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一直低于官方匯率,這說明當時人民幣官方匯率是存在貶值壓力的(被高估了)。圖片來源:《過于強調匯率穩定是對匯率政策的異化》,管濤。

1988年后,外匯調劑市場發展迅猛,到1993年底時,受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來調節的外匯收支活動占到80%作用,政府定價匯率調節活動僅占20%。此時,人民幣的匯率定價機制,實際上已經演變為由外匯調劑市場主導的浮動匯率制,政府官方定價實際上是以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為參照依據。

“新的雙軌制”在運行時,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利用匯差套利、尋租腐敗,調劑市場分散不統一,導致地區不正當競爭,政府背負巨額的外貿補貼,阻礙加入WTO),客觀上要求人民幣匯率實現再次“并軌”。同時,“新的雙軌制”運行時期,以市場化為方向的人民幣匯改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并軌已成為必然趨勢。

1994年至今:市場化匯改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明確提出“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市場化匯改,由此正式定調。

同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宣布1994年1月1日起實施重大匯改——人民幣市場化匯改邁出了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1994年匯改的主要內容有:一,原先的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人民幣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單一的(釘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央行設定匯率波動幅度,并通過外匯公開市場操作,對匯率進行浮動管理);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持續了14年的外匯留成制度和外匯支出行政審批制,允許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有限制條件),外匯管理由原先的外匯局直接管理變為依靠銀行間接管理;三,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當年4月1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由此形成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人民幣匯率市場定價機制也初步形成。

1994年后,我國繼續推進外匯管理體制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定價機制改革,先后出臺許多放松匯率管理的改革舉措,不斷提高人民幣匯率定價的市場化程度。

不過,市場化匯改進程并不順利,歷經波折。1997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釘在8.28附近,持續了七年之久,回到了政府管制的固定匯率制,這意味市場化匯改中斷;同樣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我國又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釘在6.83,持續了兩年,市場化匯改再次中斷。2015年突如其來的“8·11匯改”,激起匯市大波動,人民幣急劇貶值,央行為了穩住預期,又出手干預(拋美元穩人民幣、嚴控資本外流、引入逆周期因子),8·11匯改這種“悶雷一聲響”的操作遭致很多人的批評(央行沒有與市場提前溝通,沒有制造充分的市場預期,過于唐突;而且,央行因干預匯率而流失了大量的外儲,且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8·11匯改”后,央行不再指導制定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而是將定價權交給了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由市場的供求決定。但實際上,由于央行的頻繁干預(出于穩定目的),人民幣匯率定價的市場化程度并不高,而且,與匯改緊密配套的人民幣可兌換性也被嚴格控制。市場化匯改仍在路上,挑戰依然很大。。。

▼圖:1994年1月至2019年8月人民幣兌美元月度匯率,以及1994年至今人民幣匯改歷程。數據來源:CEIC DATA,中國人民銀行。制圖丨格物·資本。

歷年匯率波動

回顧歷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949-1952年,人民幣匯率因國內惡性通脹而不斷走貶,主要是由當時歷史環境(新中國剛建立,社會還未穩定,經濟凋敝)所決定的,人民幣匯率也沒有連貫且完整的制度安排。

1953-1980年,人民幣釘住英鎊或“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固定,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可調整固定匯率制。

1981-1993年,人民幣名義上釘住“一籃子貨幣”,實際上以釘住美元為主、且對美元匯率不斷走貶。這段時期處于經濟體制轉軌大背景下,當局嘗試人民幣匯率定價改革探索(兩次“雙軌制”),并根據不斷升高的出口換匯成本,而不斷調貶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匯率。

1994年至今,大背景是以市場化為方向的人民幣匯改,具體分兩個階段:1994-2015.8,人民幣單一釘住美元,且對美元匯率不斷走升(持續21年單邊升值),國際收支“雙順差”成為人民幣升值的基礎;2015.8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向波動(見上圖1994-2019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匯率波動彈性擴大,央行也會視情況干預,遏制單邊走向。

另外,2015年11月后,反映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匯率指數也開始受到關注,如下圖,人民幣匯率指數整體是在走貶的。(這里的“一籃子貨幣”,和1972-1993年期間的“一籃子貨幣”不一樣)

▼圖:2015.11-2019.8,人民幣匯率指數,分別是參考CFETS貨幣籃子、參考SDR貨幣籃子、參考BIS貨幣籃子計算。數據來源:CEIC DATA,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參考資料

《人民幣匯率研究》(第二版),吳念魯 陳全庚,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8

《1949~2000年的人民幣匯率史》,徐少強 朱真麗,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1

《人民幣內外均衡論》,卜永詳 秦宛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7

人民幣匯率升值:歷史回顧 、動力機制與前景展望,張明,金融評論,2012年第2期

人民幣匯率制度歷史回顧,楊 帆,中國經濟史研 究, 2005 年第 4 期

論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吳念魯 陳全庚 鄂志寰,財經科學,2005年第1期

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歷史演變及其啟示,賀力平,國際經濟評論,2005年第4期

人 民幣匯率變化歷史回顧及其影響分析,張米良,工業技術經濟,1993年第5期

過于強調匯率穩定是對匯率政策的異化,管濤,新浪專欄,201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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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重回6時代

廣州日報訊(全媒體記者趙方圓 王楚涵)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產生較大波動。過去一個月漲幅約1700個基點。

記者采訪時了解到,面對匯率波動的影響,我國外貿企業通過調整套期保值、采用期段模式保障回款等多種方式積極應對,將影響維持在可控范圍內。

人民幣一月內漲1700基點

截至11月8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6.99540,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6.98830,過去一個月漲幅約1700個基點。

根據交行金融研究中心數據,10月以來,受多重因素影響,即期匯率由7.13左右升至7.04左右,波動幅度約為1.3%;離岸人民幣匯率由7.16左右升至7.05左右,波動幅度約為1.5%。

匯率的波動對出口企業來說會產生一定的匯兌損益。面對匯率連續波動,對我國外貿企業,特別是出口導向型企業影響較明顯。記者了解到,有許多企業通過“期段模式”保障訂單回款,也有前期做了套期保值業務的企業,緊急加快結售匯操作、加大與客戶談判頻率,降低由此帶來可能的影響。

森駿卓越精密模具(深圳)有限公司的財務負責人告訴記者,近期匯率的波動對企業出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前期訂單回款以及未來新增訂單價格競爭力兩個方面。

“最近我們接到許多客戶打來電話,因為資金緊張等原因拖欠回款?!痹撠撠熑烁嬖V記者,此前人民幣匯率相對較低,企業出口產品在價格上具有一定的優勢,雖然短期匯率波動對于前期已經簽訂的訂單影響不大,但預計客戶的回款難度加大。同時,匯率波動將導致企業出口產品報價競爭的優勢減弱,對于接下來的新增訂單會產生一定影響。

該負責人表示,企業在回款方面一直都有自己的應對方式——期段模式,即客戶下單先收30%定金,過程中再收一部分款項,最后交貨時收剩下的款項,“我們的產品周期較長,大概3—6個月,回款上存在一定風險,而目前期段模式能夠比較好地對沖此類風險?!?/p>

格蘭仕海外項目某負責人告訴記者,幾個月前,企業進行了套期保值業務,與銀行簽訂了鎖定匯率操作。然而近期匯率波動較大,雖然進口材料和設備相對“便宜”了,但企業出口會受到一定損失。不過,目前來看尚在可控范圍之內。

對此該負責人表示,目前企業主要從三個方面來應對匯率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首先是在合理價位上,鎖定匯率或加快結售匯操作;與客戶盡快展開談判,共同分擔;與此同時,開拓國內市場,以產品升級換代提高毛利率?!?/p>

應樹立“風險中性”理念

業內人士表示,對企業而言,由于目前的國際貿易結算仍以美元為主,匯率波動對于出口型企業來說會造成一定的損失。而對于進口企業來說,則有助于降低其進口成本,可以說是一大利好。

此外,建議企業應專注于實體業務,不要將精力過多用在判斷或投機匯率趨勢上,要樹立“風險中性”的財務理念,做外匯衍生品應以鎖定外匯成本、降低生產經營的不確定性、實現主營業務盈利為目的,而不應以外匯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為目的。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專員劉健表示,預計樂觀情緒仍將主導匯率市場。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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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0:人民幣匯率怎么走?

來源:中國新聞網

來新浪理財大學,聽管濤講《匯率十講》,破解外匯市場誤區,教你讀懂匯率。

原標題:展望2020:人民幣匯率怎么走?

山西太原,銀行工作人員正在清點貨幣。 中新社記者 張云 攝

(經濟觀察)展望2020:人民幣匯率怎么走?

中新社北京1月4日電 (夏賓)2019年對于人民幣匯率而言,是破除“心魔”的一年。

人民幣去年最為吸睛的時刻無疑是在8月份:先是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雙雙“破7”,后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破7”并創下2008年4月以來最低值,離岸人民幣在“破7”后的幾天內發生了單日漲超1200個基點的情況,重返6.9區間。

人民幣匯率經過“破7”和“返6”,市場預期仍保持穩定,企業和機構對于匯率波動風險已有清醒全面認識,而非抱著一種恐慌心理盯住匯率走勢來押注單邊升值或貶值,告別羊群效應和投機想法,“風險中性”的理念正讓中國外匯市場愈加平穩。

“破7”之外,2019年人民幣匯率的關鍵詞還有哪些?

一方面,貶值幅度收窄。從全局來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2019年全年貶值1.65%,相比前一年的貶值幅度大大減少。另一方面,雙向波動明顯。從拐點來看,人民幣即期匯率在2019年出現了“兩升兩貶兩平穩”的階段性走勢,走勢圖上有多處明顯轉折,最高值和最低值間的差距超5200個基點。

山西太原,銀行工作人員正在清點貨幣?!堅?攝

“破7”之后,2020年人民幣匯率將怎么走?

“不管是貶值‘破7’還是升值‘返6’,人民幣在2020年將延續近幾年來雙向波動的局面,這是一種正常表現,人民幣匯率基本會保持在均衡合理水平上下波動?!敝袊裆y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對中新社記者說。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直言,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將持續完善,人民幣匯率早已擺脫過去的“死板”,雙向波動已是常態,未來會比現在更具有“彈性”。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走勢將貫穿2020年,那今年全年的表現能否一改此前連續兩年走貶的局面呢?

中銀國際宏觀研究團隊認為,總體上人民幣匯率呈偏強雙向波動。而從資本項目看,預計海外資金將繼續流入中國,資本項目有望繼續維持順差,并對人民幣匯率起到支撐作用。

德意志銀行的報告預測,看好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中國貿易和經常賬戶盈余均有上漲,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增長,而投資組合流入也隨資本市場開放出現大幅增長,且預計上述趨勢在2020年仍將持續。

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前新聞發言人管濤指出,展望2020年,人民幣匯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

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已有兩年時間,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趨于減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達成,市場信心得到部分修復。

二是中國經濟增速仍處于全球較高水平,且在全球負利率資產擴容背景下,全球資本看好中國,境外投資者持續增持境內金融資產。

三是未來美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美聯儲貨幣政策重回寬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數走弱的風險。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基本面韌性較強以及逆周期外匯管理政策的持續發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單邊貶值預期的形成。

但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譚雅玲則給出了不同看法:目前人民幣匯率仍處在技術性貶值周期的通道中。從長周期看,貶值區間還沒有完全修復好,技術周期的調整還會繼續?!邦A計未來人民幣匯率將呈現雙邊波動、以穩為主、偏向貶值的趨勢?!?/p>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此前撰文稱,下一階段,中國央行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保持匯率彈性,并在市場出現順周期苗頭時實施必要的宏觀審慎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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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市場回顧與展望:頂住壓力 迎難而上

來源:證券市場周刊

原標題:頂住壓力,迎難而上——人民幣匯率市場回顧與展望

中國外匯市場在2019年更具韌性,并與經濟金融的開放形成相互促進的關系,這種局面應當保持下去。

本刊特約作者 王子實/文

2019年, 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雙重因素的影響下,人民幣匯率走勢頗不平凡,USDCNY從2019年一季度最低的6.6695一度貶至7.1850,雖然年底回落至6.9620,但年內貶值幅度仍達4.4%,全年最大波幅達7.7%。雖然內外部環境都很艱難,但總體而言,我們還是看到匯率市場正在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不僅市場參與者變得更為成熟理性,市場監管環境也更加寬松和開放,同時人民幣匯率在面臨外部風險事件沖擊時也更具韌性。這些悄然出現的變化顯示人民幣匯率市場正朝著更加穩定、開放和理性的方向發展。

基本面推動貶值,市場化程度顯著提升

2019年人民幣兌美元走勢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4月,中美貿易摩擦階段性緩和,市場一度預期中美雙方達成協議,USDCNY也一度升至6.66的階段性低點。

第二階段:5-7月,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市場避險情緒暴漲,人民幣兌美元快速貶值,一度接近2018年6.96的高位。由于市場對7的整數關口仍存敬畏之心,加之中美首腦大阪會議達成一致,USDCNY回落后,保持高位震蕩。

第三階段:8-9月,中美雙方貿易摩擦再度升級,在岸、離岸美元人民幣匯率雙雙破7,USDCNY價格最高一度漲至7.1850上方。

第四階段:9月開始,雙方重啟貿易磋商,并最終于12月就第一階段協議達成一致,人民幣兌美元也逐漸升至7的下方。

從上述各階段的走勢來看,基本面是人民幣走貶的基礎,貿易摩擦是人民幣波動的推手。

貿易沖突帶來的匯率變化本質上反映的是沖突雙方經濟對雙邊貿易的依賴程度。根據2018年年底的數據測算,對華出口只占美國GDP的約0.6%,但對美出口占到中國GDP總量的3.5%左右。中美雙方在貿易依賴程度上的不平等地位導致了人民幣在貿易沖突中處于一個相對弱勢的地位,人民幣跟隨貿易戰升級而大幅貶值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從市場情緒看,貿易摩擦消息推動人民幣大幅波動。2019年,USDCNY的趨勢性走向依舊與2018年一樣,受到中美貿易爭端推動明顯;短期的大幅波動更是如此,如5月和8月的跳漲均是受中美貿易戰升級所致, 12月中旬的跳空下挫則是受到中美雙方就第一階段貿易文本達成一致的消息鼓舞。

人民幣與“籃子”的相關性增強

自201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逐漸放松對美元的盯住,轉而更多參考一籃子貨幣波動而波動。雖然在2018年和2019年人民幣快速貶值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波動暫時脫鉤的現象,但筆者認為,并不能根據這種暫時性的背離就得出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一籃子貨幣波動相關性在下降的結論。

實際上,2018年和2019年,人民幣匯率同美元指數的相關系數高達0.8,遠高于2015年匯改以來0.6的平均水平。但不同于2018年的是,2019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水平相對一籃子貨幣的波動水平大幅提高。根據筆者的測算,2018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率只有美元指數波動率的1/6左右,但2019年,這一比率幾乎接近1/2,顯示相對于外部事件,市場在2019年對中美貿易戰的關注程度更高。

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

破“7”之后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繼續提升。7之前作為人民幣匯率一個非常重要的整數關口,在2016年,2018年市場最動蕩的時候都沒有被突破,市場普遍預測這一位置上,市場參與者做空人民幣會相對謹慎,同時央行也會有意無意維持這一價格。但市場剛性預測區間被打破之后,市場不得不重新開始認識USD/CNY的匯率。

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破7”以及這之后的走勢有以下幾方面的意義。

第一,人民幣波動更加市場化,人民幣匯率“破7”不僅打破之前市場對央行干預市場的預期,也從側面反映出央行對人民幣波動的容忍度更高,并不準備通過設置硬區間來干預市場。這樣做的另外一個好處是,讓市場放棄對央行干預市場的期待,價格的變動還需要依靠市場自身的調節來完成。

第二,“破7”之后,在人民幣大幅貶值的過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依然明顯,這表現為人民幣中間價連續開在市場交易區間下方,并與市場交易區間有較大差距(圖1)。在這一點上,應該理解為央行在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過程中的一種階段性的策略,既要讓市場放棄央行直接干預市場的預期,又要令市場對匯率波動的穩定性有一定預期,不要出現恐慌情緒,畢竟匯率的穩定對經濟穩定有重要影響。

市場更趨理性,匯率有韌性

2019年,人民幣匯率市場一個比較重要的變化是市場參與者,特別是銀行結售匯客戶交易方式的轉變。2019年之前市場的大幅波動時能夠明顯看到一些客戶會有“觀望-忍耐-恐慌性交易”的情況,但2019年這種情況明顯減少,隨之能夠看到客戶跟隨市場變化逢低購匯、逢高結匯。從數據上來看,可以明顯看到,2019年較2018年相比,結匯率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更多同向變動,而售匯率與USDCNY匯率更多逆向變動(圖2)。另一方面,從國際收支及外匯儲備的規模變化來看,截至2019年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逾3.1萬億,較2018年底增長350億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中國經常賬戶順差1374億美元,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順差205億美元。在人民幣貶值的情況下,外儲規模的穩定以及國際收支順差,反映了市場對于事件驅動貶值的反應更為理性,而對人民幣匯率的中長期穩定也更具信心。

除了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方式轉變令人民幣匯率波動更具韌性外,筆者認為還有兩個較為重要的原因令2019年人民幣匯率波動水平較2018年有所下降。

一是中國不斷開放金融市場,加上A股和國內債券被納入全球性的指數,令外資加速流入中國資本市場。2019年,MSCI三次調整A股納入因子,調整之后中國A股在MSCI中國指數和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的權重分別達到12.1%和4.1%,2019年生效的富時羅素6月正式將A股納入其指數系列,2019年4月,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正式納入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加之中國不斷開放金融市場,外資正在加速進入中國。根據萬得數據顯示,2019年股市北上資金累計流入3519億元,較2018年增長20%。根據中央結算公司的數據,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投資者債券托管量達1.88萬億元,較2018年年底增長3637億元,增幅達24.55%。外資的進入既反映了國際資本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美貿易戰對人民幣匯率的不利影響。

二是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在跨境收付中人民幣占比逐步提高,使得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2019年,跨境收付中人民幣占比平均為25%左右,較2018年20%的水平有較為明顯的提升(圖3)。

匯率升中趨穩,國際化還需提速

對于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筆者認為,人民幣短期有可能走強,匯率波動水平進一步降低,但人民幣升值的空間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

隨著中美第一階段協議的達成,短期內中美貿易對抗的強度有可能有所下降。2020年作為美國的大選之年,特朗普為尋求連任,可能會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國內大選上,中美貿易第一階段的協議可能作為其競選籌碼之一,如果考慮到第一階段協議達成的艱難程度,很難預期短時間內會有進一步的協議達成,在這種情況下,相信特朗普還是會維護雙方第一階段的協議成果,而將第二階段的協議作為競選綱領的內容。因此人民幣面臨的貿易爭端帶來的貶值壓力將會大大緩解,進而有可能進一步走升。

2019年,人民幣匯率的一個變化是市場對于貿易摩擦的反應變得更為不敏感,比較2018年和2019年,2018年12月,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規模為500億美元×25%+2000億美元×10%,2012年9月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規模為2500億美元×25%+1200億美元×15%,我們可以看到雖然2019年9月前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強度變大,但相應的匯率波動卻有所降低,這其中的原因前文已經分析過了,一是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方式更為理性;二是中國多方面的開放政策給人民幣波動帶來了重要的緩沖。筆者預計,2020年,中國的經濟金融政策會繼續朝著穩定、開放的方向演化,因此,人民幣波動變緩的趨勢將繼續延續,即中美貿易摩擦對人民幣波動的邊際影響效果會進一步減弱,在貿易摩擦減緩的趨勢下,人民幣波動水平將會進一步降低。

雖然人民幣短期內升值的概率增加,但有三方面的因素可能會限制人民幣的漲幅:一是中國國內的基本面并未有大幅改善,加之全球經濟增長依舊疲軟,人民幣尚無大幅走強的基礎;二是中美對抗的整體趨勢沒有改變,雖然中美貿易爭端有可能出現階段性緩和,但中長期來看,雙方在科技、金融、經濟、軍事、政治領域的爭端升級將是一個大趨勢,人民幣始終會受到中美沖突的影響難以大幅升值;三是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從政策利率的調整節奏上看,最新的點陣圖顯示,美聯儲將在2020年維持目前的利率,而2020年伊始,人民銀行就調降準備金率,貨幣政策開始放松,未來LPR有可能進一步下調,2020年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在利差收窄加速的情況下,人民幣漲幅會受到限制。

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利于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安排生產經營活動,但在中國經濟增速趨于放緩、結構轉型升級、外部環境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多的中長期背景下,要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的框架下實現相對的匯率穩定,就需要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自2015年匯改后,人民幣開啟了國際化改革,但近幾年來這一進程有所放緩,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外匯儲備、商品計價方面的進步并不明顯,從中美貿易爭端來看,如果未來想要在外部風險事件下保持匯率穩定,人民幣以及中國經濟還是應該盡可能擺脫對美國經濟的依賴,這一點上,我們其實已經可以看到中國已經在通過不斷開放的經濟金融政策來加強同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經濟合作,以減少中美貿易沖突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但不能否認的是,目前美元在支付結算、計價、外匯儲備方面的主導地位還無法撼動,未來政策還是應該著眼于加速去美元化,比如加大人民幣支付的比重,加強人民幣同其他國家貨幣的直接兌換,建立人民幣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價格發現機制,開發相應的衍生產品等,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獨立性越高,人民幣匯率受到單一事件的影響才能越小。

作者就職于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交易中心,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所在機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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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持續走強背后的邏輯

來源:對沖研投

近期人民幣匯率表現搶眼,出現多次日內快速升值的情形,加之昨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取消人民幣匯率操縱國的認定,我們認為隨著匯率走強,資本流入趨勢性增長,對于國內的資產價格利好明確,股、債有望走出雙牛。

近期人民幣走勢:

具體來看,人民幣升值趨勢實際自去年9月份便已開始產生,人民幣升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當前人民幣出現了和美元同時升值?

股票市場方面,股市自12月份開啟了上漲行情,我們早在去年年初的報告便指出了當前人民幣匯率與A股市場的聯動增強,匯率上漲帶來的風險偏好提升和資本流入,將推高股指。

對于債券市場,在三元悖論要求下,匯率走強將減少外部對貨幣政策的約束,國內貨幣政策寬松更加有力,利多債券市場。

人民幣為什么升值?

自去年9月開始,經歷了破“7”貶值之后的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當前在岸人民幣匯率已位于6.90左右,本周中美將就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完成簽署,中美貿易的邊際改善是近來人民幣匯率走強的動力之一。

除貿易方面的影響之外,美元走勢也是影響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因素,美元指數的持續走弱同樣直接增加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匯率與資本流動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從陸股通北向資金的流入情況來看,北向資金的加快流入使得對于人民幣的需求增加,也起到推高人民幣匯價的作用。

股匯聯動:在人民幣匯率走高的同時,進入12月份股市同樣一路攀升,我們早在去年年初便提出股市與匯率的聯動現象及機制,并提出匯率是股市的領先指標。匯率與股市之間聯動機制,一方面有二者面對的影響因素重疊部分較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一致的風險情緒也會對股匯產生影響增加聯動性。

從人民幣匯率與上證50、中證500以及創業板的相關性上來看,人民幣匯率與中證500以及創業板的相關性更強,反映出中小企業受到基本面以及風險情緒因素的影響更為明顯。

為何當前人民幣與美元同時升值?

從歷史情況來看,美元和人民幣匯率大多數時間是一致變動,近一周來看美元與人民幣匯率同時升值值得關注。在新興市場貨幣走勢的大背景下,風險情緒的提振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較大,美元指數的上漲或為短期現象。

債市策略:人民幣匯率的走強為貨幣政策的寬松提供了空間,而當前國內無論從基本面穩增長角度還是降成本角度,貨幣政策都有進一步寬松的必要,而降息無論從效果還是政策空間而言都支持降息的落地。當前債市面臨的整體環境較為友好,年初配置資金充足,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降低市場風險偏好,流動性整體寬松,我們繼續看好長端利率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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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鼠年人民幣匯率 你需要知道的事

來源:對沖研投

當大家還沒從2019年人民幣匯率過山車行情中緩過神來,2020年伊始人民幣匯率波動再次觸動人們敏感的神經。鼠年中國匯市首個交易日,在岸、離岸人民幣兌美元雙雙跌破7關口。突如其來的疫情抹去了2019年末人民幣匯率出現的暖意。

疫情對鼠年人民幣匯率會造成什么影響?2月1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宣昌能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疫情影響是暫時的,不會改變人民幣雙向波動格局。

2005年,中國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009年,人民幣開始踏上國際化的漫漫征程。

2012年,外匯局表示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格局正初步形成。

2015年,中國央行宣布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

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

2018年,外匯局表示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總體平衡的發展趨勢已初步形成。

從2005年中國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到如今中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和“一路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深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邁入新的征程,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將進一步提高,市場必然會增加對人民幣匯率風險的管理需求。就像小編前文所述,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很難預測黑天鵝什么時候到來,能做的只有未雨綢繆。

給鼠年人民幣匯率系上安全帶世界上有13家交易所推出人民幣衍生產品,主要是人民幣貨幣期貨及期權。大部分人民幣貨幣期貨及期權采取現金結算,僅香港交易所、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和韓國交易所提供可交收產品。

多樣化的人民幣衍生產品滿足投資者管理風險的不同需求。其中,香港交易所提供產品數量最多,占比近1/3。香港作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不僅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讓國際金融市場二十四小時運作,而且背靠內地,是連接內地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樞紐,擁有最龐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是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和主要的人民幣外幣中心。而且,香港資金流動自由,不受限制,金融市場各項監管規列都符合國際標準,市場參與者的利益和市場順暢運作得到充分保障。香港交易所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優勢,于2012年推出的全球首支人民幣可交收貨幣期貨合約-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倍受市場青睞。2019年,香港交易所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合約年成交量為1,938,891張。

香港交易所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合約可貨幣實物交收,合約報價、保證金計算以及結算交收均以離岸人民幣為單位,產品具有良好的流動性,10個合約到期月份選擇,合約期可長達22個月,交易時間近18個小時,覆蓋歐美時區,適合投資者靈活管理風險,捕捉對沖機會。尤其,交割方式上實物交割采用特有的由賣方繳付合約指定的美元金額,而買方則繳付以最后結算價計算的人民幣金額。

香港交易所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合約日均成交及未平倉合約增長

圖源:香港交易所2020年,人民幣匯率破7之后接下來會怎么走?是升值還是貶值?無論走勢如何,投資者都應了解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是常態,投資中應做足匯率風險管理功課,給鼠年人民幣匯率系上安全帶,降低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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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上)

來源:中國經營報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上)

文/余永定

1994年,中國成功進行匯改,建立了單一匯率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處于緩慢、小幅上升狀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羊群效應導致資本外流,人民幣出現貶值壓力。為了穩定金融市場,中國政府執行了事實上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2002年,中國經濟強勁回升,貿易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大量增加,人民幣出現升值壓力。

為了抑制匯率升值,中國人民銀行大力干預外匯市場,外匯儲備由2001年年底的2122億美元,增加到2002年年底的2864億美元。2003年,中國繼續保持雙順差,升值壓力進一步上升,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日漸高漲?!叭嗣駧派颠€是不升值?”成為2003—2005年經濟學界最具爭議性的政策問題。

次貸危機 “戰略貶值”

反對人民幣升值的主要論點是,中國外貿企業的盈利水平整體比較低,平均利潤率大約只有2%,如果讓人民幣小幅升值,大批外貿企業就會破產。而政府當時擔心,一旦允許人民幣升值,出口增速將會下降,進而導致2002年開始的經濟復蘇夭折。于是,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并走向升值的問題被暫時擱置。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棄釘住美元,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此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便開始了一個長達10年左右的持續、緩慢的升值過程。

匯率低估和緩慢升值,一方面使中國得以維持強大的出口競爭力,另一方面則吸引了相當數量的熱錢涌入。中國的經常項目(貿易和勞務)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持續增加,而雙順差又轉化為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閉,美國金融、經濟危機急劇惡化。2009年3月13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回答美國記者提問時指出:“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因而我想通過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p>

事實上,自2002年2月至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元出現了所謂的“戰略性貶值”,美元指數一路下跌。2009年年初,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指出中國得到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變成了“財政部券共和國”,中國領導人一覺醒來,突然發現他們好像有麻煩了。他們雖然現在對財政部券的低收益仍不太在乎,但顯然擔心美元貶值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資本損失,因為中國外匯儲備的70%是美元資產。減持美元勢在必行,但有一個障礙,就是中國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拋售美元,必然導致美元貶值,進而造成中國領導人所擔心的資本損失。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1883—1946年)所說:“當你欠銀行1萬英鎊時,你受銀行的擺布,當你欠銀行100萬英鎊時,銀行將受你擺布?!?/p>

2009年3月23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蔓延,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他提出,“將成員國以現有儲備貨幣積累的儲備集中管理,設定以SDR(特別提款權)計值的基金單位,允許各投資者使用現有儲備貨幣自由認購,需要時再贖回所需的儲備貨幣”。

早在1980年,美聯儲就推出過所謂替代賬戶。外國持有者可將國別貨幣(主要是美元)計價的儲備資產,轉化為以SDR計價的儲備資產并存入替代賬戶,以后可根據需要再將SDR儲備資產轉換為國別貨幣計價的儲備資產。在美元貶值壓力嚴重的時候,替代賬戶可以使美元儲備資產持有者減少損失,從而減輕其拋售美元資產的壓力。

是改是留 “用腳投票”

可能與用SDR取代美元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受到冷遇有關,從2009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然而,本幣國際化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一把雙刃劍。世界上很少有國家把本幣國際化作為一項政策加以推進。德國始終回避馬克國際化,日本一度想推進日元國際化,但很快擱置了這一政策。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正式啟動。此后人民幣進口結算和香港人民幣存款額迅速增長。學界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普遍樂觀。一些人預測,此后兩年香港人民幣存款將超過3萬億元。

為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使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必須解決如何為人民幣資產的潛在持有者提供人民幣的問題。美國是通過維持經常項目逆差為世界提供美元的。中國是個經常項目順差國,如果希望通過進口結算為非居民提供人民幣,中國就不得不增加自己持有的美元資產。在這種情況下,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不但不會因人民幣國際化而削弱,反而會得到加強。

如果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之一是削弱美元的霸權地位,減少由于持有美元資產而遭受的損失,靠進口結算為海外提供人民幣,顯然是南轅北轍。更何況,我們在推動人民幣結算的同時,并未相應推動人民幣計價。顯然,當時非居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幣結算,持有人民幣資產(中國的負債),是因為人民幣處于升值通道,一旦人民幣升值預期消失,非居民很可能就會拋售他們持有的人民幣資產。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演進也證實了這種推斷。

當然,人民幣國際化還可以通過別的渠道推進,如像其他國家中央銀行那樣進行貨幣互換,為國際性或區域性金融機構提供人民幣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可持續路線,似乎應該是通過資本項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幣流動性(海外人民幣直接投資、海外人民幣貸款和購買海外機構發行的人民幣債券熊貓債券等)。無論如何,事實告訴我們,人民幣國際化是個長期過程,應該由市場來推動。揠苗助長式的人為推動,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欲速則不達。

進入2012年,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不盡如人意,中國人民銀行似乎對緩慢的資本項目自由化失去了耐心,加快資本項目自由化突然被擺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國內一直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支持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聲音,21世紀初以來,這種聲音更是此起彼伏。大多數學者支持此舉的主要理由是,用資本項目自由化倒推國內改革:“你不改,我就用腳投票了?!?/p>

2012年年初,中國人民銀行提出,目前我國的資本兌換管制難以為繼,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與利率、匯率改革協調推進。央行的觀點得到經濟學界主流的支持。少數派則堅持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應該遵循國際上公認的時序,即先完成匯率制度改革,再談資本賬戶開放(這里實際上是指全面開放),資本項目自由化并非當務之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將“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明確定為我國金融改革的任務之一。此時,圍繞資本賬戶開放是否應該“加快”,是否要設定路線圖與時間表問題,展開了新一波爭論。許多官員和學者提出了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時間表:2015年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下基本可兌換,2020年實現完全可兌換。

2014年是人民幣匯率走勢的轉折點。2014年之前,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長期“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在絕大多數時間內處于巨大的升值壓力之下。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國內外經濟基本面的變化,中國開始出現資本賬戶逆差和人民幣貶值壓力。

“811匯改” 方向正確

為了增強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市場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進行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此次“811匯改”之前,多數人預期當年年內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可能達到貶值2%或3%的每日下限。匯改之后,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普遍飆升,貶值預期導致資本外流急劇增加,資本外流反過來又加劇了貶值壓力。

盡管啟動匯改的時間沒有選擇好,但“811匯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遺憾的是,央行在面對匯率大幅度下調時,沒有沉住氣?;蛟S再堅持一兩周,匯率就可能穩定下來,根據韓國、阿根廷、巴西等國的經驗,以中國當時強勁的經濟基本面來看,人民幣匯率出現持續暴跌的情形是難以想象的。

8月13日以后,央行基本上執行了類似“爬行釘住”的匯率政策。通過大力干預外匯市場,力圖把匯率貶值預期按回“潘多拉盒子”。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確定匯率中間價時所參考的三個貨幣籃子: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指數、國際清算銀行(BIS)和SDR。2016年2月,央行進一步明確,做市商的報價要參考前日的收盤價,加上24小時之內的一籃子匯率的變化。央行的“收盤價+籃子貨幣”定價機制,得到了市場的較好評價。 (未完待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本文是張明新著《穿越周期》推薦序,小標題為本版編者所擬,刊發時文字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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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重回6時代?

今天,人民幣匯率出現較大崎嶇增值,離岸匯率在早盤一度增值至6.9918,是本年3月18日以來最高值。與此一同,在岸人民幣匯率早盤最高增值155個基點至7.0034,亦迫臨7整數關口。另根據我國錢銀網數據閃現,今天人民幣匯率中心價報7.0310,較前一個交易日增值353個基點。

人民幣匯率盤中從頭升破7,后續雖有所回調,但均徜徉在7關口左右。這是否預示著人民幣未來具有強烈的增值走勢?

多位匯率專家向財聯社標明,從總體上看,人民幣匯率在本年將底子堅持平穩走勢,并可能在穩中有所增值,但人民幣匯率也不會單線走強,而將出現出具有動搖性的走勢。

美元跌落導致非美錢銀上升

美元指數的走勢是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重要的要素之一。近來,美元指數不斷下探,在世界問題專家趙慶明看來,是人民幣匯率出現增值行情的原因之一。

數據閃現,美元指數本年3月份沖至102.9971高位之后,便開端持續下探。今天,美元指數早盤最低下探至96.6040,隨后出現小幅上升。

“美元指數的強弱于人民幣等非美錢銀具有蹺蹺板的關系,從世界外匯市場上看,美元回落非美走強,而人民幣匯率則是僅次于歐元、日元的首要非美錢銀?!壁w慶明標明,美元指數在本年后市中,大幅上漲的概率不大。

我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則認為,在全球普遍量化寬松的布景下,人民幣堅持安穩是底子方向?!霸谶@種全球經濟情況比較低迷,全球的資金、外貿都不安穩的情況下,我國的錢銀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安穩,人民幣穩重趨升是大概率工作?!?/p>

不過,我國銀行分析陳說閃現,本年下半年世界形勢中也有不利于人民幣匯率走勢的要素,其間,中美關系仍是最大不確定性變量,若沖突進一步晉級,將加大人民幣走貶壓力。整體而言,下半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在雙向動搖中堅持安穩,雙向動搖崎嶇估計較大。

底子面向好支撐人民幣走強

除了世界要素以外,我國經濟的底子面持續向好,也是支撐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強的重要要素。

建銀出資咨詢分析師王全月標明,人民幣離岸匯率加速上升,是多方要素一同作用的結果。長時間看,我國經濟長時間向好的底子面沒有改動,IMF近期也猜測我國將成為全球僅有GDP正增的首要經濟體;中期看,本年政府工作陳說初次將保護人民幣匯率底子安穩先于推進利率下行進行表述,引導匯率企穩意圖明顯,本輪人民幣匯率漲幅修正了部分前期匯率的大幅下降;短期看,A股的大漲也加速了北向資金的流入,對人民幣的短期需求急升,一同美元指數近期走弱,構成人民幣匯率加速上升。

我國銀行分析陳說也指出,宏觀經濟方面,現在我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復工復產扎實推進,在財政政策和錢銀政策的雙發力作用下,5月經濟指標持續改進。雖有偶發性疫情,但經濟社會全面恢復趨勢不可逆轉。此外,海外疫情在二季度進入全面暴發期,我國經濟恢復速度搶先世界,有望成為拉動全球經濟添加的主導力量,對人民幣匯率堅持安穩供應支撐。

此外,宗良也標明,全球的負利率也給我國的政策調控供應了空間,可以根據我國經濟發展情況運用相應政策東西,保證我國經濟添加。

全球寬松給人民幣帶來時機

“全球的量化寬松反而給人民幣的世界化帶來嚴峻時機,也將讓世界看到人民幣可作為全球資產的避險錢銀?!弊诹枷蜇斅撋缬浾邩嗣?,疫情之后,我國仍然堅持全球較好的經濟添加,一同我國不會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而是堅持合理充裕的資金,這將給全球供應了一個出資的好去處,供應有同享發展盈余,“人民幣是負責任的政策和錢銀,人民幣的避險功能將穩步趨升?!?/p>

展望后市,我國銀行分析陳說閃現,世界錢銀環境方面,中美利差有望保持高位。為應對疫情對經濟構成的負面沖擊,美國推出零利率及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中美利率水平明顯走擴,進而大幅提高人民幣資產對境外出資者的吸引力。跟著我國加速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不斷開釋原則盈余,我國金融市場的吸引力將進一步增強,提高人民幣資產的估值中樞。

此外,宗良標明,關于人民幣的世界化不必過度憂慮,人民幣是可以保證底子的兌換和運用?!爱斚挛覀冊诘鬃禹椖肯戮哂蟹阑饓?,這個防火墻不影響正常運用,卻能防控投機等風險,這讓人民幣作為避險資產雖然不是最方便的錢銀,但是最穩健和長時間收益的錢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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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重回“6時代”,人民幣為什么越來越香?

來源:中國財經報

最近,人民幣不僅“上新”了5元新鈔,而且表現跟中國股市一樣:強勢。

來看3組數據:

一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重回6時代。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

7月9日,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雙收復7.0關口,重回“6時代”。7月1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9943元,較上一交易日上調142個基點,同樣重回“6時代”。而美元指數呈現弱勢,目前為96左右。

二是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占比創新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公布數據,今年一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占比升至2.02%,創歷史新高,高于澳元的1.55%和加元的1.78%。

三是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連續3個月上升。

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123億美元,較5月末上升106億美元,升幅0.3%,連續3個月上升。

人民幣為什么越來越香了?

強勢的表現,需要底氣和支撐。

人民幣和美元資料圖。中新網記者 李金磊 攝

持續改善向好的經濟基本面,支撐人民幣匯率走強。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對中新網記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后,中國政府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主要經濟指標持續改善向好。工業企業利潤實現正增長、消費投資降幅收窄、汽車房地產銷售回暖,預計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將由負轉正。

“在這樣的背景下,IMF最新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衰退4.9%,中國經濟預計增長1%,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經濟基本面的改善向好,是人民幣匯率回升的支撐?!睖乇蚍Q。

中美利差擴大,人民幣資產吃香,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

溫彬分析,目前中國股市估值總體還是相對較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國債收益率出現負值,中美之間的利差在擴大,這些都令境外投資者看好人民幣資產,人民幣作為避險資產的特征和屬性越來越明顯。

而且,隨著中國新證券法頒布實施、創業板試點注冊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境外投資者參與國內資本市場更為便利,更加看好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潛力和前景??梢钥吹浇诒鄙腺Y金流入中國資本市場,帶動了人民幣需求的增加,推動了人民幣升值。

數據顯示,外資持續看好中國A股市場,開啟買買買模式。9日,北向資金全天當日凈流入79.51億元,為連續6日凈買入,7月以來北向資金凈買入A股已超過600億元。

央行5月10日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也判斷,主要經濟體央行大幅放松貨幣政策加之中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領先,人民幣資產較高的收益和相對的安全性可能吸引跨境資金流入。

美元指數走弱,非美貨幣出現回升,人民幣資產購買需求旺盛。

美元指數也是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3月份,美國祭出“降息至零+無限量化寬松”大招,開啟直升機撒錢模式,當時加劇了人們恐慌情緒,雖然美聯儲大放水,但是美元指數卻一度創出新高,突破100大關,全球出現“美元荒”。

如今,“美元荒”不再,而且美元已經喪失了利差優勢,遭到華爾街投行唱衰,于是美元指數走弱,目前維持在96-97區間震蕩。

溫彬分析,美元指數強弱與人民幣等非美元貨幣具有反向關系??只徘榫w過后,美元指數從疫情初期的高位開始回落,非美貨幣出現回升。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對中新網記者說,由于美國降息,中美之間的利差進一步擴大,使得國內金融市場對于國際資金吸引力加大,經濟、預期、市場在好轉的時候,國際資金會越來越看重人民幣的資產,人民幣越來越成一個規避風險的資產,人民幣匯率也會保持基本穩定。

一攬子貨幣資料圖。

人民幣會繼續升值嗎?

對于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譚雅玲對中新網記者說,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利于中國的進口企業,對于出口企業則有一定影響。人民幣匯率在5、6月份貶值,此次升值也是回調,預計不會持續大幅升值,將在“7”關口迂回。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顏色認為,在國內疫情干擾減弱、國際收支企穩的背景下,未來人民幣匯率將能保持穩定。美元指數走弱將對人民幣匯率產生積極影響。

溫彬認為,中長階段來看,人民幣匯率會保持一個合理均衡水平上的雙向波動。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也表示,短期看,在岸人民幣匯率仍有望維持偏強格局,但人民幣匯率不具備大幅走強的基礎,未來將在均衡水平附近保持雙向波動。這主要是因為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性較高,可能對國內經濟構成影響,同時全球的美元避險需求尚未消失。

6月24日召開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20年第二季度(總第89次)例會也提到,“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來源:中國新聞網(記者 李金磊)

編輯: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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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64,離岸人民幣到了歷史最低點

來源:國是直通車

避險情緒

昨天,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貶值,當晚跌到了創紀錄的低點。

今天,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下調185個基點,創下5月份以來的次低值。

人民幣匯率發生什么了?

有史以來的最低點

7.15、7.16、7.17、7.18、7.19……27日從早上11點后開始至晚上10點,離岸人民幣匯率跌破了一個又一個關口,貶值幅度最大時超過500個基點。

值得注意的是,離岸人民幣匯率昨天最低時觸及7.1964,這是離岸人民幣匯率的歷史最低點。

在岸人民幣在昨天同樣一路走低,從7.13區間下滑,晚上11點左右時觸及了7.1775的最低點,單日跌幅最大時也達到了420個基點。

反觀當天美元指數的表現,沖破了99的高位,最高時來到了99.34。美元走高與人民幣走貶基本呈現了負相關性。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5月份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整體貶值幅度超1%,下挫超700個基點,而在岸、離岸人民幣則貶值超過1000個基點。

貶值背后的避險情緒

人民幣匯率近期貶值的原因何在?

中信證券分析師明明指出,從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的角度來看,當前市場當中的避險情緒仍舊是帶來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的重要來源,在風險規避的作用下,人民幣匯率在低位運行。

他還表示,市場避險情緒還反映在美元指數的走勢上,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和政治風險疊加的作用下,美元指數在經歷了全球“美元荒”之后仍舊維持高位水平,美元的強勢表現使得人民幣匯率繼續承壓。

美國和全球的經濟前景黯淡、預期悲觀是當前造成“美元荒”,進而推高美元指數的重要因素之一。

“今年將是美國經濟衰退的開始,而按以往衰退時間計算,一個衰退周期平均持續13個月,因此這次衰退或有可能持續至明年,而美國第二季度GDP或將大幅收縮42%,第三季情況可能更為嚴重?!泵朗⑵煜鹿善惫芾砉緞P利投資董事暨投資策略師Jeffrey Schulze認為,由于封鎖措施,美國及全球企業第二季盈利均受影響,下半年潛在疲弱。

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明明表示,其研究團隊此前曾提出人民幣匯率是當前貨幣政策面臨的一個重要約束,近期逆回購連續暫停也體現出人民幣在貶至7.1后,中國央行貨幣政策保持謹慎的態度,雖然大的寬松方向不變,但短期內的操作可能都會比較保守。

但他也強調,近年來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不斷完善與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有所提高,人民幣匯率將繼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之上。

平安證券認為,本次肺炎疫情的暴發,可能顯著改變未來全球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發展前景,也可能顯著改變主要大國與主要貨幣之間的相對實力。在本次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人民幣國際化將會面臨新的發展機遇。

具體看,考慮到前述中美的增長差,以及目前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間幾乎有200個基點的息差,一旦疫情蔓延基本得到控制、國際投資者風險偏好有所修復,那么中國可能面臨短期資本流動由流出轉為流入的格局。

這意味著外匯市場上將會出現美元供過于求的格局,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會面臨一定的升值壓力。

海通證券則表示,短期美國仍將維持超低利率政策,預計美元指數趨勢上會向聯邦基金利率靠攏,美元幣值難以長期堅挺,預計未來人民幣將有序升值,而人民幣資產價值將有所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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